来源： / 作者：王玉平 田恬 / 日期：2025-04-14 / 浏览：174 次
摘要
唐代伊州通西州的道路经历了由南向北变迁的过程。今哈密盆地中部的沙尔湖，唐初水环境比较优越，唐人误将沙尔湖认作蒲昌海或蒲类海。唐初经沙尔湖水域有一条伊吾路，该道与后来的赤亭道（伊西路）和新开道（伊西北道）均不同。玄奘西行走的是伊吾路，交河道行军又在伊吾路的基础上开辟了柳中路。设置西州以后，唐朝以高昌城为军政中心经营蒲类海，开辟西州蒲昌县至罗护的道路。北庭都护府成立后，北庭逐渐成为东部天山的军政中心，中央与北庭的直接事务往来日趋频繁，伊州纳职县至罗护的道路被开辟为驿道。蒲昌县至罗护、纳职县至罗护两段道路连通，最终成为伊州通西州的驿道。
作者简介
王玉平，男，1989年生，四川江安人，博士，新疆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教授，主要从事西域史地研究；田恬，女，1998年生，新疆克拉玛依人，硕士，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唐代伊州与西州之间的交通路线，据《新唐书·地理志》及P.2009号文书《西州图经》记载主要有两条，即从伊州纳职县（今哈密伊州区四堡）出发，经伊西路和伊西北道，向西至西州赤亭（今吐鲁番鄯善县七克台）。学界对这两条道路的考证比较详细。[1]但据《太平寰宇记》记载，伊州与西州之间还有一条“柳中路”，又名“伊吾路”。该道“自县（柳中县）东南行经大海之东，又东南度碛入伊州界，即裴矩所谓伊吾路也”[2]。关于伊吾路（柳中路），严耕望曾指出：“所谓‘入伊州界’者，岂仅入州界而不经州城欤？若此道亦至伊州城，则必南道之南又一道矣。”[3]但未展开论述。嗣后，王素也提出疑问：“这条伊吾路，不经十三间房、白艻入高昌，而经大沙海、柳中入高昌，原因为何，未见学者探讨。是否与北方少数民族经常封锁十三间房通道有关？”[4]周连宽、张坤认为玄奘西行求法从伊吾至高昌经行的路线是沿白杨河故道经沙尔湖一线至高昌白力城[5]，这一观点或对唐代伊吾路（柳中路）的探讨有所启发。如此，唐代伊州至西州当有三道，伊吾路（柳中路）在唐代前期一度使用，后被放弃，《新唐书·地理志》所记伊西北道最终成为伊州通西州的驿道。本文进一步梳理唐代西域地志文献，试图在前学研究基础上，分析伊州至西州交通驿道的变迁过程。
一 唐前期沙尔湖的水文环境及伊吾路（柳中路）的可能性
前学对伊吾路（柳中路）的质疑主要是从柳中城所在鲁克沁镇向东至纳职县城200多千米范围都是干旱缺水的戈壁滩，难以通行。若能对该地区水文环境的古今剧变加以详考，或有助于重新认识伊吾路开辟的历史地理背景。
今哈密市西约120千米的沙尔湖近年已经干涸，鲜为人知，但《新疆图志》附《哈密厅图》及《鄯善县图》中清楚地标明了“沙尔泊”的位置，并绘有哈密三道岭经沙尔湖至鄯善县的骑径。[6]又，20世纪50年代1∶10万的地图上可见沙尔湖湖面2—3平方千米[7]，说明近代以前该湖确有河水或地下水补给。一般认为唐代前期气候暖湿，则现已干涸的湖泊在当时水量充足是有可能的。[8]唐代史料敦煌S.367号文书《沙州伊州地志》纳职县条记载：
（纳职）城北泉，去县廿里，在坎下涌出，成湍流，入蒲昌海也。[9]
纳职县城在今哈密西部四堡附近，靠近白杨河，《地志》所谓“城北泉入蒲昌海”者当指此河。但哈密盆地最低点在沙尔湖区，白杨河绝不可能汇入今若羌县蒲昌海，颇疑唐人将沙尔湖误作蒲昌海。又《通典·州郡四》西州交河郡“蒲昌县”条载：
蒲昌 与交河同置。东南有旧蒲类海，今名婆悉海。[10]
《旧唐书·地理志》与《太平寰宇记》记载略同。[11]唐蒲昌县在今吐鲁番市鄯善县城附近，其东南有所谓“蒲类海”“婆悉海”者，从地理方位来看，也只能是沙尔湖。
又，《元和郡县图志》“伊吾县”条下有：
咸池海，在（伊吾）县南三百里。周回百余里。州东北四涧并南流，至州南七八里合流为一水。侧近皆有良田。[12]
“咸池海”在伊吾县南三百里，唐伊吾县城在今哈密市伊州区附近，其南三百里近沙州之境，皆为荒漠戈壁滩。又云伊州东北有“四涧水”，似指今石城子河、榆树沟、庙尔沟河、八木墩河，四河之水在州南七八里合为一水。《元和郡县图志》未记四水汇合后的河名，但从其流向来看，应为今哈密南部库如克郭勒河。《元和郡县图志》亦未记唐代库如克郭勒河走向及最终汇流处，但从干涸的河床痕迹看，历史上库如克郭勒河并非向南而是折西与白杨河汇合，注入沙尔湖。[13]《元和郡县图志》中“咸池海”与这条河在同一条目下，说明二者属同一水系。如此，咸池海就是今沙尔湖，在“县南三百里”应为“县西三百里”之误。且《元和郡县图志》记唐代之沙尔湖周回百余里，面积不算小，说明此时白杨河、库如克郭勒河有充足水源流入此湖，绝非现今荒漠戈壁滩状。
唐朝平灭高昌国后改高昌国“东镇城”为“蒲昌县”[14]，或与沙尔湖和伊吾路（柳中路）有关。现有研究已确认东镇城即白艻城（或白力城）。[15]东镇城这一地名仅出现在高昌国晚期，位于高昌国东部，今鄯善县附近。唐朝设置西州后没有沿用高昌国时期旧名“白艻”“东镇城”等，而另择新名取代之，即“蒲昌县”。“蒲昌”即“蒲昌海”，是汉代以来对罗布泊的称呼，《汉书·西域传》载：“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16]古代中原人认为蒲昌海是黄河之源，因有符号象征意义而被世人熟知。关于唐代“蒲昌县”一名的来源，钱伯泉认为其与“比胥鞬”“白艻”“白力”“宝庄”“必残”“辟展”等名均是古代西域民族语地名“Beijian”及其变音“Phucam”的汉字音译。[17]既然已有诸多汉语译名可选，为何唐代要用广为人知的“蒲昌”命名呢？
从上引敦煌S.367号文书《沙州伊州地志》“纳职县”条可见，在唐人看来，流经伊州纳职县的白杨河最终流入蒲昌海，但该河实际汇入沙尔湖。今鄯善县城东距沙尔湖约160千米，贞观十四年（640）设置州县时，唐人或认为高昌国白艻、东镇城位于蒲昌海之西，其地发音又与“蒲昌”相似，故将该地取名“蒲昌县”。这种误解不只出现在唐朝，清末改辟展巡检为鄯善县时，巡抚饶应祺奏称，辟展“距厅（吐鲁番直隶厅）二百四十里之辟展巡检辖境甚远，物产颇饶，为东南路冲要。拟请分划地粮，改升为县，地为古鄯善国，即名曰鄯善县，仍归厅辖”[18]。饶应祺认为辟展即汉代鄯善国，但该国实际位于今罗布泊、古蒲昌海附近。饶应祺这封奏折影响深远，“鄯善县”这一地名至今沿用。至于改东镇城为蒲昌县是依据何人所奏则很难考证，这或许印证了唐人对西域地理的认知尚有不足。
二 唐初对伊吾路（柳中路）运用
伊吾路（柳中路）的开通时间已很难考证，但至迟在高昌国晚期就有使用。前文述及“东镇城”一名鲜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说明其使用不广，且使用时间不长，可能是出于某种政治或军事目的临时更改。所谓“东镇”，有镇守之意，意即高昌国晚期，其东方敌对势力曾试图经伊吾路或后来的伊西路进攻高昌国。
高昌东方即伊吾，二地在武德、贞观初年的关系少有记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提供了一些信息：
时高昌王麹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还，适逢法师，归告其王。王闻，即日发使，敕伊吾王遣法师来，仍简上马数十匹，遣贵臣驰驱设顿迎候。[19]
玄奘到达伊吾大概在贞观元年（627）十二月中旬[20]，此时的伊吾王似听命于高昌王。玄奘本欲沿天山北麓经可汗浮图城西行，但高昌王要求伊吾王遣送玄奘至高昌。“敕”一字可见二者尊卑，且此时高昌与伊吾关系应不紧张，二地常有人员往来。至于玄奘随高昌使节从伊吾至高昌的路线，《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
既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碛，经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19]
周连宽援引清代《西域图志》，认为玄奘从伊吾至高昌是从哈密三堡折南，“十五里四堡（拉布楚喀）、十五里五堡（哈喇都伯）、七十里察罕和罗海、七十里内勒衮、六十里阿萨尔图、六十里伊里克库木、六十里察克玛克塔什、五十里额什墨、一百五十里洪、二十里楚辉、五十里鲁克察克（鲁克沁）、七十里哈喇和卓（高昌国王城）”[21]（图1）。其中“阿萨尔图”一地，《西域图志》载其“南有泽，名沙拉淖尔”[22]，即沙尔湖。可见，周氏主张玄奘是经沙尔湖路至高昌，但没有指出该道就是《太平寰宇记》中的“伊吾路”。
图1 《西域图志》“安西北路图（一）”中的“沙尔湖路”
张坤认为玄奘经行是从纳职县“沿白杨河西南行，约8里至诺尕依布拉克烽燧，再行12里至支边农场烽燧，再行40里至哈密魔鬼城中的艾斯克霞尔戍堡遗址，再沿白杨河故道经沙尔湖一线可至高昌”[23]。此说可从。但其认为玄奘所走路线就是后来的“赤亭道”值得探讨，因为该道路不经过赤亭。[24]上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谓“涉南碛”当在伊吾至高昌之间的戈壁南部，白力城即蒲昌城，玄奘未经赤亭而直接到达白力城，可见其路线是经沙尔湖至鄯善县的伊吾路。今鄯善县东部约13千米处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有一东湖烽火台，该烽火台整体为覆斗形实心台体，东西约17米，南北约16米，残高约5米。2015年吐鲁番学研究院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发掘后，发现内有清代文书，但同时还出土了唐代或更前的陶片，因此断定其年代下限至清，上限可能为唐或更早。[25]该烽火台地处火焰山东部余脉南侧，不在唐代伊西路或伊西北道上，当是沙尔湖通白力城之伊吾路上的交通保障设施。
到贞观四年（630），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是年东突厥颉利可汗为唐朝所灭，九月，伊吾“举其属七城来降，因以其地置西伊州”[26]。伊吾归属唐朝，高昌国东部从此直面唐王朝而非一绿洲小国。起初，西伊州的设置未引起高昌国重视。史载贞观四年十二月，“其王文泰来朝。妻宇文氏，即隋炀帝所赐华容公主也。请入宗亲，诏赐姓李氏，封常乐公主”[27]，可见其时高昌国与唐朝仍保持友好关系。或许此时西伊州仍为羁縻性质，伊吾城主保留了较大自主权。贞观六年（632），唐朝改西伊州为伊州，其性质也由羁縻州变为正州。[28]唐朝极可能将原伊吾城主尽数迁往内地，另派流官到伊州管辖，此举对高昌国内造成极大震动。同年还有两件事令高昌国不安，一则唐朝与焉耆商讨重开大碛路以避高昌[29]；二则唐朝册封西突厥泥熟可汗。但据吴玉贵研究，后来高昌依附的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与唐朝册封的泥熟系并非一派。[30]种种迹象表明，此阶段唐朝在西域的一系列活动使高昌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高昌不得不调集国内军事力量驻屯于边境，设置东镇城，扼守伊吾路、伊西路，抵御唐朝进攻。
但最终，唐朝于贞观十四年（640）讨伐高昌国。发现于巴里坤山库舍图岭（今天山庙，位于哈密北约56千米S249省道附近）的《唐姜行本纪功碑》证实这次行军是经伊吾向西至高昌国。史料载：“（麹文泰）及闻唐兵临碛口，忧惧不知所为，发疾卒，子智盛立。军至柳谷……于是鼓行而进，至田城。”[31]侯君集行军路线为碛口—柳谷—田地（柳中），碛口应指沙漠入口处的绿洲，纳职一地最为符合；此处柳谷与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以及《新唐书·地理志》中出现的交河县柳谷并非一地，交河县柳谷在交河北通北庭的他地道上，方位不符。高昌一役中的柳谷或为柳中东南库木塔格沙漠边缘的山谷，此处是唐代大海道入西州的必经之地。2000年2月6日，巫新华、李肖等人曾考察大海道，从鲁克沁迪坎尔村“沿库木塔格沙漠与库鲁克塔格之间一条东南斜向的山谷前行，在断续相间的流沙、戈壁地面行进约10公里，进入恰什乌瓦山谷……（2月7日）今天主要经过恰舒阿山谷，恰舒阿山东南宽广的山间谷地……”[32]可见迪坎尔村东南库木塔格沙漠边缘一带多山谷，侯君集途经柳谷或在此处。
如此，侯君集行军没有经过蒲昌城，而是从伊吾路经沙尔湖折向西南，沿库木塔格沙漠南缘与大海道合，直趋柳中城，绕过东镇城的防御，一举平定高昌。此前，伊吾路只通白力城，而侯君集另辟蹊径直通柳中城，其中分叉点或在清“额什墨”，前引《西域图志》“安西北路图（一）”中的“沙尔湖路”在额什墨分叉，一路向西北，明显是去往辟展（蒲昌城）；而另一路往西偏南可能与唐代大海道合，并通鲁克沁（柳中城）。侯君集率领交河道行军开辟的这条新道，即《太平寰宇记》中的“柳中路”。
柳中古城东南约22千米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有一迪坎尔烽火台，现已无存。1930年4月黄文弼在此考察时称其为“哈尔土墩”，当时见“土墩在得哈尔（迪坎尔）沙窝旁，为古道所经，路已失其迹，墩为土砖所砌，与穷阿刹（阿萨协亥尔古城）想为同时之物，其砖相同也”[33]。阿萨协亥尔古城为唐代遗址，故此烽火台亦在唐代已存，这说明柳中路在唐代确已通行。
三 《新唐书·地理志》所记“伊西北道”的开辟过程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
自（纳职）县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茨萁水，过神泉，三百九十里有罗护守捉；又西南经达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与伊西路合。别自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岭，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口，经长泉、龙泉，百八十里有独山守捉；又经蒲类，百六十里至北庭都护府。[34]
以上是对唐代伊州、西州、北庭交通驿道的叙述。其中伊州与西州之间的驿道既非前文所述伊吾路（柳中路），也非伊西路，而是在其北部的“伊西北道”。《新唐书·地理志》所依据的史料难以详查，但既然提及北庭，所载应是长安二年（702）北庭都护府建立以后的情况。
唐朝放弃伊吾路（柳中路）和伊西路后，逐步开辟伊西北道，作为伊州与西州间的主要交通驿路。先是蒲昌县至罗护守捉段。这条道路又称“新开道”[35]，敦煌P.2009号文书《西州图经》载新开道云：
文书残缺，新开道经行路线难以考证。第7列所记“观十六年”当是贞观十六年（642）。此道开辟与当年时事有关，巫新华认为诱因是安西都护郭孝恪出乌骨道击西突厥一事。史载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遣兵寇伊州，郭孝恪经乌骨道越天山，再沿北麓东至巴里坤一带。其凯旋之路，不应是宋人所谓“大患鬼魅”的伊西路，应是从此道以北的罗护守捉、今七角井一带折西南至蒲昌县[37]，与清代镇西（巴里坤）至辟展（鄯善）的驿道一致，自巴里坤湖西南部萨尔乔克、五场霍勒、陶赖等地经巴里坤山西部天山谷地至东盐池（湖）七角井村，再折西南至辟展。巴里坤湖至七角井一段，有尖山子村烽燧、骨拐泉东烽燧、骨拐泉西烽燧、苏吉村烽燧、卢方沟烽燧、五场沟村烽燧、肋巴泉烽燧等清代遗址。[38]
开辟新开道最早是为经营蒲类海。敦煌S.367号文书《沙州伊州地志》载，伊州伊吾军于“景龙四年五月日奉敕置，至开元六年移就甘露镇”[39]，“甘露镇”位于蒲类海甘露川，设置年代不详，可能就是郭孝恪在平定西突厥进犯后在蒲类海设置的军镇。当时东部天山军镇中心在高昌城，为加强蒲类海防御，高昌与甘露镇当有频繁的军政事务往来。新开道最初或作为军事通道被开辟。
再是纳职县至罗护守捉驿道开辟。唐代北庭都护府成立以前，西域军政中心或在高昌，或在龟兹，中原地区经丝绸之路中道与西域最直接的往来也应是与军政中心的往来，经过东部天山一段最近便的道路就是伊吾路（柳中路）和伊西路。长安二年，唐朝在天山北部的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其逐渐成为东部天山的军政中心。于是，从中原地区经伊州开辟一条直通北庭的驿道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神泉馆”“罗护馆”“罗护坊”“罗护烽”等交通保障设施分别见于吐鲁番Ot.3354号《河西天山军兵员给粮文书》《天宝十三载至十四载交河郡马料文卷》《唐蒲昌府番上烽、镇人名簿》等[40]8世纪文书。笔者由此认为，上引《新唐书·地理志》中伊州通北庭驿道上的“神泉”“罗护”等驿馆是北庭都护府成立后逐渐设置完善的。对于《唐天宝十四载申神泉等馆支供（封）大夫帖马食䜺历请处分牒》，有学者认为它是天宝十三载（754）安西节度使、北庭都护封常清从长安赴北庭任职，经过西州的神泉、罗护、赤亭、达匪等驿馆时的记载。但经考证，封常清行走的路线实际是从罗护馆翻越天山直接往北庭，没有经过赤亭、达匪等驿馆，更不可能经蒲昌、高昌、交河绕行到达。[41]该文书表明北庭都护府成立后中原至北庭的直接军政事务往来趋于频繁，在此背景下，从伊州至北庭的驿道得以开辟。
随着蒲昌县至罗护守捉段、纳职县至罗护守捉段驿道先后开辟，伊州至西州所谓“伊西北道”也得以开通。东部天山地区军政中心逐渐从高昌迁至北庭，纳职县至罗护守捉段驿道成为中原通北庭的必经之路，伊州至西州、安西的驿道也改由罗护向西南至赤亭、蒲昌县，原来的伊吾路（柳中路）、伊西路路途程虽然较近，仍难逃被废弃的命运。
厘清伊州通西州道路变迁的过程（图2），对于充分认识唐代东部天山地区军政中心变迁对交通道路的影响有重要意义。蓝勇指出：“历史交通地理的基本范式应该是地理学范式，即主要考量交通要素中最基本的路线走向的空间变迁，研究这些路线空间变迁的社会和自然驱动因素，考察这种变迁形成的影响，即自然和社会响应。”[42]研究古代交通应当更加关注交通道路变迁与政治、社会的二维互动。但《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西州图经》《沙州伊州地志》等地志类文献对西域交通的记载只是静态叙述，不能反映交通路线的动态变迁。本文论及的东部天山地区，唐太宗时期与唐玄宗时期的政治形势就大不一样，交通驿道亦有不同。
唐代初期西域水环境较好，哈密盆地中心的沙尔湖出现水域且水系较发达，进而裴矩《西域图记》所记载的伊吾路得到广泛使用。该道并非后来的赤亭道（伊西路）、新开道（伊西北道），是连接伊吾和高昌东镇城（白艻城）的又一条道路。虽然开通时间不详，但有迹象表明玄奘西行是经由此道到达高昌。唐朝收复高昌时，交河道行军也利用过此道，但他们并未到达东镇城，而是另辟蹊径直通柳中城，这即《太平寰宇记》中称伊吾路为柳中路的原因。直到北庭都护府成立前，东部天山的军政中心一直在西州，唐朝在经营蒲类海的过程中逐渐开辟了蒲昌县至罗护守捉的道路。北庭都护府成立后，北庭逐渐成为东部天山的军政中心，中央与北庭直接事务往来日趋频繁，伊州纳职县至罗护守捉路段被广泛使用。最终，此间东西两段全线贯通，成为《新唐书·地理志》所记伊州通西州的驿道。
图2 唐代伊州通西州交通路线
资料来源：底图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唐陇右道西部图”、《西域图志》“安西北路图（一）”、严耕望“唐代瓜、沙、伊、西、安西、北庭交通图”、巫新华“唐西州沟通周边地区交通路线图”、陈戈“新疆古代交通路线图”等图；古遗址依据《不可移动的文物》（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版）、《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89年第3期）、《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哈密文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提供的相对位置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