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页 / 作者：天道酬勤文史述-历史领域创作者 / 日期：2026-03-26 / 浏览：71 次
1933年春天，新疆乌鲁木齐的街头，还残留着昨夜枪声后的硝烟。城里传言四起，有人压低声音说：“那些蓝眼睛、高鼻梁的俄国兵，又出城打仗去了。”没人想到，这些原本从西北边境逃来的异乡人，几年后会被正式写进中国的民族序列，被称为“俄罗斯族”，成为新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一员。
这段故事，说起来并不算久远，却常被忽略。提到少数民族，不少人脱口而出的是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壮族，很少有人会想到，还有一个“俄罗斯族”，而且它的来源，与其说是血缘，不如说是历史的推动与国家的接纳。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族是五十六个民族中来源最“单一”的一个。不是古代部落演变，也不是长期杂居融合，而是现代以来，一批批俄国人、苏联人因为战争、政局、命运的变故，跨过边境来到中国，扎根新疆、黑龙江、内蒙古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族群。
要看明白这个民族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得从清朝东北的边境冲突、新疆的军阀混战，一直看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民族政策，一步一步理一理。
一、从战俘到“归化”，俄罗斯族是怎么来的
清顺治年间，大约在1650年前后，黑龙江流域局势很不平静。沙皇俄国向东扩张，哥萨克武装沿着黑龙江一带修堡建据点，与清军多次交锋。山海关以内的人，未必知道这些边地战事，但对东北来说，那是实打实的生死较量。
在黑龙江上游的几场战斗中，一批沙俄士兵被清军俘获。按旧时习惯，被俘的敌军，轻则驱逐，重则处死。但顺治帝下的决定比较特别：这些俄国俘虏被押送到北京，编入八旗，登记为满洲旗下人，从军从政，以后按旗人待遇供养。
从这一刻起，他们在法律上，已经不再是俄国人，而是清朝的臣民。史料中零星可见一些俄人后裔在京城成家立业的记录，只是人数不多，影响有限，并没有形成民族层面上的独立群体。
到了康熙年间中后期，随着中俄界务谈判、雅克萨之战结束，黑龙江流域的局势稍微平稳，但边境摩擦仍时有发生。有部分因战乱、逃亡或贸易原因进入清境内的俄人，被安置在东北或京师周边，同样归入旗籍。这一批人，算是后来俄罗斯族在中国的最早一层基础。
真正大量俄人涌入中国，则是两百多年之后的事了。时间来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内部政局剧变，战争频仍。俄国革命、国内战争、苏联早期肃反、二战前后的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把成千上万普通人推到了国境线边上。
对于很多在西伯利亚、远东一带生活的俄人来说，向南跨入中国，是一条能看得见的出路。和一条河、一座山的距离相比，政治风浪更可怕。
新疆、黑龙江、内蒙古，一步步成了他们的落脚点。有人是溃败士兵，有人是破产小农，也有人是被战乱逼出来的商人。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俄人在中国境内的聚居点越来越多，尤其是在新疆，已经形成了规模不小的“外侨社会”。
还有一支更特殊的队伍，是远在苏联境内的华侨、华人。20世纪30年代，苏联内部出于政治考量，对部分具有外国背景的人采取了严厉措施，不少在苏联定居的华侨家庭被迫离开，有的中国男子娶了俄国妻子，这些妻子不得不跟着丈夫和孩子一起回国。1932年至1938年的六年间，约有近两万名俄罗斯籍妻子来到中国，这个数字不难想象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一边是从俄国方向涌来的俄人难民，一边是从苏联回流的华侨家庭带着俄族配偶，在新疆、甘肃、黑龙江等地，不断有新面孔出现。很多家庭的命运，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写。有人从军官变成牧民，有人从城市职员变成边地小商贩，身份变了，国籍也随之改变。
这些人刚到中国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多被统称为“俄侨”“俄国人”“苏联人”，各地官署在登记时，叫法也不完全一样。直到后来新疆局势剧烈动荡，他们被卷入地方武装之中，“归化军”“归化族”这样的称呼才开始出现。
1935年前后，新疆当局正式把这批长期定居、脱离原属国籍且归附地方政权的俄人，统称为“归化族”，意思是“归化于中国的族类”。这个称谓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与他们当时在新疆军政格局中的角色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民族进行了系统调查和识别。在尊重历史事实、考虑族源与自称的基础上，原来的“归化族”被统一认定为“俄罗斯族”。这一名称既保留了其原有的民族渊源，也标明其已经是中国境内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群体。
人口规模不算庞大，却有比较集中的分布区域。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黑龙江的黑河、逊克，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都能看到俄罗斯族的聚居点。长期生活在多民族环境之中，他们很多人既会俄语，又熟悉汉语，甚至能说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语言上的多能，恰好是边地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新疆烽火与“归化军”，外来民族为何为中国而战
提到俄罗斯族在中国的历史贡献，新疆民国时期的战乱，绕不过去。那是一段局势极其复杂的时期，军阀、地方势力、外部势力交织在一起，边疆政权几经更替，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一点也不太平。
1931年，新疆省政府内部矛盾激化，杨增新在政变中被刺身亡，金树仁接掌新疆。不久之后，哈密地区爆发起义，各地反对金树仁的势力此起彼伏，所谓“反金运动”蔓延开来。再加上一些外部势力暗中插手，新疆一度陷入多方混战的局面。
在这种背景下，驻扎在新疆的俄人群体开始显得格外重要。由于部分俄人有军旅出身，或受过较系统的军事训练，再加上他们手中掌握一定武器装备，新疆当局自然盯上了这支“现成的兵源”。对金树仁来说，要稳住乌鲁木齐和哈密，必须把这些人拉到自己一边。
大约在1933年前后，金树仁与俄人首领达成协议，组织起一支约五百人规模的部队，名义上是“归化军”。顾名思义，这支军队主要由归化于中国的俄人组成，编制上归新疆当局节制，实际行动却颇为独立。
归化军一出场，就显出了硬仗本事。他们在哈密一线配合省军作战，迅速压制了部分地方武装，帮助收复失地，乌鲁木齐的局势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
当时的一些目击者回忆，这支部队在行军打仗时，纪律比较严格，装备也相对整齐。有人说：“这些‘老毛子’，打起仗来不要命。”虽然不免带着夸张，但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归化军的战斗素养，在当时的新疆军队里，确实比较突出。
不过，战场上的勇敢，并不意味着可以换来应有的尊重。战后，归化军在补给、待遇等方面遭到严重克扣。粮饷不足，武器弹药供应极差，连基本生活也难以保障。一名归化军军官曾经当面对金树仁抱怨：“咱们也是替省里卖命的人，总不能连吃的都顾不上吧？”但换来的，多是敷衍和拖延。
长时间的压迫终究会引爆矛盾。1933年4月12日，忍无可忍的归化军向省军突然发起进攻，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省军在多地溃退，金树仁的政权也随之土崩瓦解。随后，新疆上层在多方势力博弈中推举刘文龙出任新一任省主席，新疆政局暂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可动荡并未就此终止。马家军阀马仲英此时正虎视眈眈，他试图借机染指新疆，向西扩张势力。马仲英军队多次向新疆腹地推进，局势再度紧张。归化军和部分地方武装联合抵抗，双方在多处发生激烈交火。
据当时一些记载，归化军在与马家军的对峙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多次挡住对方的进攻，使得乌鲁木齐等重镇没有轻易易手。归化军的人员伤亡不小，有的连队几乎减员过半，却依旧坚守阵地。有人在回忆中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那几年，归化军是拿自己的命，给新疆换了个喘息的机会。”
到1937年前后，新疆局势基本趋于稳定，归化军也在政权调整和整编中被遣散，其成员有的回到民间经商务农，有的进入地方机关工作，有的则继续在军队系统中任职。归化军这三个字，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那段战争经历，却深深刻在不少俄罗斯族家庭的记忆里。
不可忽视的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部分已经扎根中国的俄罗斯族青年主动投身抗战，有的在东北抗日游击队里，有的在西北的后方建设中。人数虽然不算庞大，却是真枪实弹在为中国的战争胜利出力。
从“外侨部队”到“归化军”，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公民身份参加解放战争、边防守卫，这群原本从异国而来的俄人，逐渐把自己的命运，与这片土地捆绑在一起。某种意义上，俄罗斯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形成，与中国近现代的战乱与国家重建，是同一条线上的故事。
三、市场、工厂和电灯，俄罗斯族如何改变新疆的节奏
很多人一听到“俄罗斯族”，脑子里先蹦出来的，是蓝眼睛、高鼻梁、十字架、洋酒这些形象。可在新疆人的记忆里，还有另外一幅画面：新式商店、电影院、歌舞厅、电灯、电机的轰鸣声，以及新职业的出现。
民国时期，新疆整体经济比较落后，交通受限，工业基础薄弱，商品流通主要依靠传统商队贸易。清末民初以来，尽管有一些现代化尝试，但总体步伐不快，许多城镇还是典型的传统市集格局。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逐渐稳住国内局面，与中国西北地区建立起经贸联系。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新疆地方当局在某些阶段实行亲苏政策，主动打开与苏联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处在内陆边陲的新疆来说，这条“北上的路”，等于多了一条通向外部世界的通道。
在这条通道上活跃的，正是大批俄商和后来成为“俄罗斯族”的商人群体。他们带来的，不只是货物，还有一种近代资本主义式的经营方式。
棉花、皮毛、粮食、矿产从新疆运往苏联，机械、棉布、日用工业品从苏联运进新疆。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疆对外贸易中，超过一半与苏联有关。这种结构上的变化，很快体现在城市生活里。
在乌鲁木齐、迪化（当时的称呼）、伊宁、塔城等地，出现了俄式商店、洋货铺、咖啡馆。很多店铺的掌柜、股东或技术骨干，都是俄罗斯族。市民第一次看到机器缝纫、机械修理、洋式糕点，甚至是带着舞台灯光的歌舞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运转这些新式场所，需要电力和相对稳定的供水。一些俄商投资或参与修建小型发电厂，为局部区域供电。灯光第一次大规模进入边城的夜晚，改变的不仅仅是市民的生活节奏，也改变了人们对“城市”的想象。
有人回忆那时的情景，说晚上第一次看到街边的电灯亮起来，小孩们围着灯柱转，老人半信半疑地问：“这东西不会突然灭吧？”而站在一旁的俄国电机师傅只是笑笑，用略带口音的汉话说：“放心，还亮着呢。”
俄罗斯族商人当然是为了赚钱，但客观上，他们推动了新疆的商业、工业雏形发展。机械修理、运输服务、旅店、咖啡馆等新行业，带动了大量就业。很多当地青年第一次有机会进入新的职业领域，从传统的农牧、杂工，转向工厂、商号、服务业。
文化层面上的互动，也在这一时期变得紧密。一些俄罗斯人办起小规模的俱乐部、读书会、音乐沙龙，虽然范围不大，却让不少本地人第一次接触到西方音乐、舞蹈和电影。对当时的新疆来说，能在边城看到电影，确实算得上一件新鲜事。
教育和医疗方面，俄罗斯族的参与也值得一说。在一些俄人聚居区，曾出现过俄文学校和带有西医背景的诊所。部分受过教育的俄人参与翻译、教学工作，帮助当地人学习俄语、掌握基本卫生医疗常识。虽说规模有限，但在偏远地区，这种“细水长流”的影响，往往比数字更有分量。
交通建设上，俄商和技术人员参与修筑道路、桥梁，改善了部分地区的交通条件。对于边疆经济来说，路通与否，是血脉畅不畅的大问题。哪怕只是一条从集镇通往边境口岸的土路，也可能改变周边几个村庄的生活轨迹。
在这些具体而琐碎的工作背后，一个外来民族逐渐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技术经验、商业理念，与当地社会缠绕在一起。身份的变化，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宣布“你们是中国人了”就结束，而是在几十年点滴互动中慢慢沉淀出来。
四、从“他乡”到“家乡”，一个外来民族的落脚方式
俄罗斯族在中国的故事，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它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走投无路的选择”。无论是清代被俘编旗的士兵，还是20世纪因战乱与政治风暴逃入中国的平民，大多数并不是主动来寻找机会，而是被命运逼到边境，只能跨出那一步。
但一旦跨过来，事情就不可逆了。远离原来的国家，语言环境不同，宗教氛围不同，政治秩序也完全不一样。对很多俄罗斯族家庭来说，上一代还在彼尔姆、鄂木斯克附近放牧、经商，下一代却已经在伊犁河畔、黑龙江边长大，说着一口带地方口音的汉话。
国家层面的安排，使这种变化有了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将俄罗斯族正式列为少数民族之一。在政治权利上，与其他少数民族享有同等待遇；在文化习俗上，则尽量给予尊重和保护。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典型的情景：俄罗斯族的节日，比如传统的宗教节庆、家庭聚会日，还按自己的方式过；同时，他们也逐渐参与春节等汉族为主的传统节日。清晨去教堂做礼拜，晚上在邻居家吃饺子，这种“混搭”的生活，不少俄罗斯族都经历过。
在新疆、黑龙江等地的边境小城，常能见到这样的家庭：家里挂着东正教的圣像，墙角放着冬不拉或手风琴，餐桌上既有俄式面包、红菜汤，也有馕、手抓肉、饺子。孩子在学校学普通话、学历史地理，回到家跟长辈说俄语或方言，出门和邻居又用当地话打招呼。
对他们来说，“是哪国人”这个问题，早已不再是过去那个意义上的难题。身份证上的国籍是明确的，祖辈记忆中的旧国家，更多只是家族故事的一部分。老人偶尔会提起当年穿越边境的情景，年轻人听完，往往只会轻声回一句：“那我们现在，就在这儿好好过吧。”
从被迫离乡，到主动把脚下的土地当成家乡，这个转折背后，有战争的推动，有经济利益的牵引，更有一个国家愿意接纳外来源流的制度安排。俄罗斯族能成为五十六个民族中唯一一个来源于外来族群的少数民族，本身就是中国近现代民族政策和边疆治理的一处生动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民族在人口上一直不算庞大，近年来更因流动、通婚等原因，呈现出分散的状态。但在人口数量之外，他们在新疆军政变局中的参与，在边疆经济开拓中的作用，在多民族社会生活中的融入方式，都是研究中国边疆史和民族史时绕不开的内容。
从黑龙江岸边的战俘，到新疆街巷里的商人、工人，再到民族序列中的“俄罗斯族”，几百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战争曾把他们推上前线，市场曾把他们拉进城市，家庭又把他们牢牢拴在土地上。
今天提起这个民族，很多俄罗斯族人已习惯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在他们看来，祖辈从哪里来，是历史；子孙在哪儿长大，才是真正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