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海外的玉带銙：大唐开放与民族融合的见证 —

流失海外的玉带銙：大唐开放与民族融合的见证

来源：微信公众号-炎黄春秋杂志社 / 作者：李珂珂周霄霁 / 日期：2026-05-07 / 浏览：35 次

流失海外的唐代胡人乐伎纹玉带銙，因见证了“夷夏”交融和大唐的开放与民族融合，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这件玉带是新疆和田7—8世纪早期的文物，现存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编号为1992.165.22a-j。这一组装饰性带套组（见图1），由9块带銙和1块铊尾组成，带銙和铊尾由新疆和田玉制成，每块带銙近正方形，尺寸为5.7厘米×5.7厘米；铊尾为圆首矩形，尺寸为11.1厘米×5.7厘米。颜色青白泛灰。

图1 唐代胡人乐伎纹玉带銙

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古于阗国盛产玉石，这些玉石被制成各种装饰品，唐代胡人乐伎纹玉带銙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装饰物。这组玉带浮雕纹样以减地浮雕加阴线刻的手法表现，由多位乐师和一位舞者组成。9块带銙上的胡人乐师半盘坐于地毯之上，均肩披帛带，分别做吹排箫、吹笙、打拍板、弹琵琶、吹横笛、击鼓等状；地毯和飘扬的衣带是每块纹饰的固定元素。唐代诗人李端描写胡腾舞“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诗中提到的“花毡”即是玉带銙中的圆毯、方毯。

吹排箫者交脚叠坐，左右手将排箫持平，做吹奏状。排箫是一种多管乐器，在唐代的贵族鼓吹乐中十分常见（见图2）。

图2 “唐代胡人乐伎纹玉带銙”中胡人吹排箫

吹笙者手捧笙斗下部，指尖按住笙管音孔，嘴含吹口（见图3）。西域人用笙，是受中原文化影响，在新疆8世纪洞窟壁画中有不少笙的图像，如库木吐拉第13窟、68窟、73窟壁画等，体现了中原与西域的乐器文化交融。

图3 “唐代胡人乐伎纹玉带銙”中胡人吹笙

打拍板者双手持拍板于左侧，交脚叠坐，头微前倾，似沉浸在演奏中（见图4）。拍板是中国传统木质打击乐器，用于击节而歌，唐宋流行甚广。

图4 “唐代胡人乐伎纹玉带銙”中胡人打拍板

弹琵琶者交脚叠坐，头微右倾，左手按弦，右手持拔子弹奏一把梨形的四弦曲颈琵琶（见图5）。这种乐器在汉魏时期由波斯传入西域于阗一带，后沿丝绸之路传至内地。琵琶蕴含着文明融合的物质证明，“西域文化与早期的印度佛教和波斯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的原型以及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的方式是揭开琵琶渊源的关键所在”。

图5 “唐代胡人乐伎纹玉带銙”中胡人弹琵琶

图6 “唐代胡人乐伎纹玉带銙”中胡人吹横笛

图7 “唐代胡人乐伎纹玉带銙”中胡人击羯鼓

铊尾上雕刻的是浅浮雕伎乐舞纹，表现一胡人男子旋跳胡腾舞图案。此舞是唐代流行的西域男子独舞，舞者被称作“胡腾儿”。舞者右手掐指，左手搭胯击节，翩跹起舞，右腿提膝，翘足磬腰，在一圆毯上腾踏，衣带随着舞步旋转轻扬。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俳优”条中记载：“舞有骨碌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毬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毬子上，其妙于此也。”

图8 “唐代胡人乐伎纹玉带銙”中胡人独舞铊尾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唐代胡人乐伎纹玉带銙，其图案串联起来即展现了一幅“胡人乐舞长卷”，营造出一幅生动的民族生活场景。对唐代胡人乐伎纹玉带銙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7—8世纪早期新疆和田地区的玉带形制和玉文化内涵的认识，深入探究文物背后的唐代等级制度和多民族交融的社会特征。同时，和田玉在海外的流散情况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为我们提供了从玉器角度探讨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独特视角，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玉器史的研究。

玉带形制体现了唐代官服制度

玉带是装饰性的腰带，由扣、銙、铊尾组成，分为单根和双根两种。这种带具起源于北周，受西亚和中北亚文化影响，唐代继承斯基泰——突厥风格，玉带样式独树一帜，备受考古与文博界的瞩目。

自南北朝至明朝末期，玉带盛行千载，象征权力与身份，富含文化与艺术内涵。《周书·李迁哲传》载：“军还，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带及所乘马以赐之，并赐奴婢三十口。”提及太祖以紫袍玉带赐军功，显示其尊贵。陕西考古研究院藏有目前所知最早的完整八环玉蹀躞带，采用优质和田白玉，工艺精湛。隋唐至五代，玉带材质多样，涵盖玉、金、犀、银、铁等，玉带多素面简约，纹饰不多。唐宋时期的玉带多采用和田玉，玉带銙的形态丰富，有方形、长方形、桃形等，半圆形为当时独有。雕刻多采用浮雕手法，题材广泛，包括胡人、乐人、动物、龙、花卉等。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唐代玉带銙（见图9），以白玉制成，半透明，浮雕胡人献宝形象，人物跪于毯上，卷发、窄衣、飘带、长靴，具有鲜明的胡人特征，是唐代玉带的精品代表。

图9 玉凸雕献宝人玉带（图片来源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玉器》上册）

据《唐会要·章服品第》记载：“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九銙。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八銙。庶人服黄，铜铁带七銙。”玉带的流行标志着它已成为官服制度的核心，象征着职官等级与遵循的秩序。唐代玉器依形制和社会功用划分为五类：典章用玉、神像、肖生、佩饰和器皿。其中，典章用玉以玉带为代表，不仅体现了时代特色，也是出土数量较多的品类。玉带是帝王和官员革带上的最高级别装饰，标志着佩戴者的社会地位和官职等级。唐代玉带所使用的玉石主要来自西域的于阗地区。这些玉带在被进献给唐王朝之前，已在于阗当地经过精细的雕刻处理，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水平。这一现象说明在唐代玉带制度正式形成之前，玉带已经在西域的于阗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重视。唐玉带的设计融合了胡人的蹀躞带和于阗玉带特色，其制度则是对北朝至隋代玉带传统的延续与创新。

玉带銙留下“于阗乐舞”的印记

根据汉代刘歆所著，东晋葛洪辑抄的历史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记载：“戚夫人侍高帝，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西汉初年于阗音乐已进入长安宫廷，成为皇家乐队的一部分。这不仅是西域音乐传入中原的最早文献记载，也体现了中原与西域在文化上的互动与融合。自汉代起，于阗乐与其他西域音乐如龟兹乐、疏勒乐等在中原广受欢迎，对中原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音乐不仅在中原地区流传不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与中原音乐相融合，丰富了中原音乐的多样性。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也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和认同。于阗乐自汉晋时期传入中原，深受欢迎，并与佛教结合诞生《于阗佛曲》，影响北魏戏曲发展。唐代于阗音乐在长安深受赞誉，和田遗址出土的诸多演奏乐器的陶俑与乐器即为见证。

在新疆和田的约特干遗址，唐代的陶塑天宫伎乐浮雕揭示了一段古老的旋律。左侧的天人轻握拍板，右侧的天人吹响笛子，他们站在辉煌的天宫之中，共同演绎着天上的和谐乐章（见图10）。

图10 陶塑天宫伎乐浮雕，唐代，新疆和田约特干遗址出土

在和田策勒县的达玛沟，一件唐宋时期的锦缎揭开了历史的面纱。锦上，一朵盛开的莲花居中，四周卷叶与花蕾优雅环绕。两侧童子脚踏莲花，水袖飘扬，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舞蹈。他们之外，骑射手张弓搭箭，金翅鸟在上方展翅高飞，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画面（见图11）。

图11 棕地黄色花卉狩猎纹锦唐，宋代，和田策勒县达玛沟出土

隋唐时期，于阗的舞乐艺术兴盛，其佛教音乐尤为突出，如《隋书·音乐志》所载“于阗佛曲”。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提到：“瞿萨旦那国（即于阗）……国尚音乐，人好歌舞。”描述于阗国崇尚音乐和舞蹈。中原活跃的于阗音乐家如尉迟敬德、尉迟青和尉迟璋，分别以清商乐、篥和歌唱、吹笙技艺著称，他们传承并丰富了中原音乐文化，促进了中原与西域音乐的融合。于阗舞乐，融合健舞与软舞，成为宫廷舞蹈的重要部分。

唐宋时期的官服玉带，以其“胡人伎乐纹”独树一帜，绘有胡人奏乐、献舞、献宝、畅饮之姿，映射出西域艺术东渐的浪潮。考古发现的唐墓胡人乐俑、石雕、壁画与玉带上的装饰相呼应，彰显了唐代贵族的风尚。唐代玉带多采用源自于阗的白玉、青玉等，经丝绸之路南线青海道传入中原。胡人伎乐纹玉带的纹饰与材质，深刻体现了丝绸之路的文化交融。

在唐宋之交，玉带銙上的伎乐图纹展现了从异域风情的“胡人伎乐”到汉文化“雅集”的演变。这一转变映射出丝绸之路上乐舞艺术在中原的接纳、融合与创新。唐代的乐舞艺术因昭武九姓胡商和使者的介入而蓬勃发展，胡乐被纳入“礼乐治国”的框架，与华夏音乐交融，形成了唐代独特的十部乐体系，既模糊了伎乐的国族界限，又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玉带銙不仅在唐代墓葬中常见，也在宋代墓葬中偶有发现，显示了唐代遗风的影响。玉带銙是唐代文化交流的缩影，刻画了胡人乐舞、宴饮、献宝等生动场景。胡人深眉高鼻、鬈发，戴尖帽、穿胡装，或盘坐地毯上；或展现胡腾舞的风采，或手持鸡篓鼓、毛圆鼓等多样乐器，呈现胡乐的丰富性。这些伎乐纹由多个独立场景组成，共同绘制了唐宋时期的乐舞全景。玉带上的胡人并非普通乐师，而是宫廷中的胡伎或贵族蓄养的胡乐班，反映了胡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影响力。玉带銙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唐代多元文化交融的艺术体现。

玉带銙见证了“夷夏”的交融“

玉石之路”可视为玉石相关神话信仰等的传播路径，强调了玉石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在欧亚商贸往来中的核心地位，是东西方交流与文化交流的象征。“玉石之路”涵盖了昆仑玉（和田玉）的交易路线和玉石文化元素的传播两个层面，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13世纪，被视为“丝绸之路”的先驱。这条路线的起点是新疆和田玉的产地，继而向东西两侧扩展，东向路径经过多个城市最终到达安阳，西向路径则经过喀布尔、伊斯法罕至地中海，与丝绸之路相吻合。中国学者主要研究的是玉石从西向东的流动现象。西汉文献多有昆山或昆仑山出玉记载，如《史记》中李斯献策及苏厉致信提及昆山之玉，表明和田玉经玉门关运至陕甘秦国及远达河北赵王处。新疆境内丝绸之路南道可能是早期和田玉石运向内地路线，“玉石之路”对后来丝绸之路发展起先行作用，证明西域与中原早有往来且政治联系密切。春秋战国时和田玉已闻名，屈原在《楚辞》中有咏玉赞歌。公元前119年张骞副使到于阗，据《史记·大宛列传》载，他们登上崇山峻岭“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这体现了和田玉在古代的重要地位及西域与中原的紧密联系。基于和田玉矿的分布，学者古方等人通过考古学文化遗存重绘了史前“玉石之路”的路线：向东经塔里木盆地——敦煌玉门关——祁连山——甘肃中部——宁夏——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山西。沿途的齐家文化（约4300——3800年前）、新华文化（约4150——3900年前）和陶寺文化（约4600——4000年前）起到了关键的中转作用。从公元前20世纪至战国时期，雁门关一直是玉石之路的关键节点，而陶寺文化代表了和田玉进入中原的初步阶段，夏朝的建立为和田玉的流通提供了支持。

在盛唐时期，玉器从祭祀礼器转变为世俗装饰，玉带则成为统治阶级的专属象征。胡乐的兴盛促成了胡、俗、雅三乐的并存，尤其在盛大宴会中，胡乐和俗乐更受青睐，这背后不乏唐代统治者的推波助澜。《唐六典》卷十四“太乐署”提到“凡大燕会，则设十部之伎于庭，以备华夷”，在大型宴会上会摆设十部伎乐，彰显华夷交融，其中仅有两部为雅乐。《新唐书》“太常卿引雅乐，每部数十人，间以胡夷之技”，提到雅乐中也融入了胡乐元素，显示胡乐已深入上层音乐。唐代乐舞艺术打破了传统的礼乐关系，引入情感充沛的胡乐，实现了从贵族到平民的广泛传播。

在唐代，“胡人伎乐”不仅是贵族的偏爱，也深受百姓喜爱，成为流行的艺术形式。胡人演奏、舞蹈、饮酒、献宝等图案，成为装饰艺术的常见符号，也体现了唐代的文化包容和自信。安史之乱后，士人开始倡导雅乐，抵制胡人伎乐，晚唐的歌舞伎乐时代随之终结。宋代，音乐发展以雅集为主，伎乐纹玉带銙上的汉人雅集图案，成为上层阶级审美和生活观念的体现，从歌舞升平转向了轻松愉悦的仕隐生活，同时，“礼乐”政治化，强调“礼”在“乐”前，抑制了伎乐的发展。

玉带銙是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缩影

唐代玉带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是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缩影。丝绸之路的繁荣，显示出中西方的贸易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佛教的传播与本土化，以及唐朝开放包容的政策，共同塑造了一个多元而充满活力的社会。勇武之美成为唐代的风尚，胡人的性格与风俗逐渐融入唐代宗室与贵族的血脉，影响着他们的审美与趣味。工匠们以伎乐纹饰捕捉时代精神，将上层阶级的审美情趣镌刻于玉带之上。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玉带设计亦呈现出多样的风格。从初唐时期的胡人乐舞，到盛唐时胡汉文化的交融，到了宋代，玉带銙上的文人雅集图样，不再追求唐代宴会的欢愉，而是转向了对精致、隐逸生活的追求，为我们理解中外文化交流和流行趋势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视角。玉带纹饰的演变映射了社会对异域文化的接纳、冲突与融合。这些变化不仅是艺术风格的演进，更蕴含着深厚的政治与社会动因。

胡风东渐的趋势深刻地影响了唐代的人文审美，尤其在玉器工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和田玉的流散，不仅是物理上的移动，更是文化上的传播与融合。这些流散海外的文物，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的桥梁，让我们得以一窥古代文明的交流与碰撞，证明和田玉的流传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文化融合的见证；更让我们窥见了唐代的繁荣，深刻体会到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

流散海外的和田玉

海外众多重要机构收藏有中国古玉器，如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有2331件，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有1800件，芝加哥艺术研究院有1500件等，以及大英博物馆的1400件、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1400件、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1290件等。

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中国玉器收藏数量达2331件，主要源自弗利尔和亚瑟·M．赛克勒的捐赠，覆盖新石器时代至清代，主要展出汉代以前的玉器，特别是两周时期的精品，如良渚文化的刻纹玉璧等。弗利尔捐赠的玉璧为良渚文化中的精品。芝加哥艺术研究院的玉器馆藏得益于20世纪上半叶重要艺术赞助人Louise B. Sonnenschein（桑尼辰）及其丈夫Edward的捐赠。1950年，他们捐赠的约1300件玉器入藏，覆盖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石家河文化的玉神人首等尤为突出。

大英博物馆收藏着众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数量总计约有23000件，包括了玉器、青铜器、书画作品及瓷器等，种类繁多。在这些藏品中，玉器数量达到1400件，它们的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的玉琮和玉璧，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玉制杯、碗和装饰品等，展现了中国玉器艺术的丰富多样性。大英博物馆通过系统性研究、展览、辅助展示手段、学术交流、收藏当代作品以及教育讲座等多种方式，对和田玉进行深入研究和展示。他们策划的“中国玉器7000年”展览，全面介绍了和田玉的相关知识，并运用辅助手段增强参观体验，促进了中英文化交流。大英博物馆通过教育活动全面展示和田玉的历史文化，使其成为连接中国玉文化与世界的重要桥梁。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玉器收藏数量达1290件，其中不少源自19世纪末美国商人希伯·毕绍普（Heber R. Bishop）的捐赠。毕绍普自1870年代起便开始收藏中国玉器，并于1902年将其超过千件的玉器收藏及大部分财产捐献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些玉器主要以明清时期的作品为主，包括东汉玉梳、玉璧和东周龙形玉佩等。此外，该博物馆还藏有多个历史时期的精品玉器，包括商代兽面纹玉梳、西周人龙凤鸟纹柄形器等杰出作品；战国时期洛阳金村大墓出土的绞丝纹玉龙，以其独特造型和流畅线条而尤为珍贵；唐代胡人乐伎纹玉带及元代“春水”“秋山”玉带饰等，是研究中国玉器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