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农史公众号 / 作者：张安福、牛齐培 / 日期：2026-05-08 / 浏览：80 次
作者简介
张安福，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与边疆民族融合、西北边疆安全与屯垦戍边研究。
牛齐培，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与边疆民族融合研究。
摘 要：中国历史上边疆农业的发展与中央政权的治理紧密相关，是边疆治理成效的重要体现。阿勒泰地处西北边疆，是连通漠北与西域的咽喉通道与维护边疆稳定的战略要地。先秦时期，阿勒泰是东西文化交往之地，孕育出灿烂的农业文明，成为中国重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汉至元朝的西北边疆治理重心在西域、漠北等地，而阿勒泰并非治理的核心区域，导致农业开发相对迟缓。明清以降，西北边疆局势剧烈变动，阿勒泰成为稳定西北边疆的关键枢纽以及桥头堡。中央在阿勒泰设官置吏、屯垦戍边，大力发展农业，不仅为此后的农业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农业成为凝聚边疆多民族的纽带以及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疆安全的重要支撑。
关键词：农业发展；多民族推进；边疆治理；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地处中国西北边疆，气候寒冷，北依阿尔泰山脉，南邻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额尔齐斯河自东向西贯穿其境，一直是游牧族群的核心活动区域，游牧业发达。但近年来的考古证据突破传统认知，证实了阿勒泰早就存在较为发达的农业活动。学界在研究新疆屯田史、经济史、农业开发史等时，多数学者聚焦在天山南北的绿洲区域，对阿尔泰山南麓阿勒泰的农业发展轨迹关注不够，相关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阿勒泰地处中国西北边疆，气候寒冷，北依阿尔泰山脉，南邻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额尔齐斯河自东向西贯穿其境，一直是游牧族群的核心活动区域，游牧业发达。但近年来的考古证据突破传统认知，证实了阿勒泰早就存在较为发达的农业活动。学界在研究新疆屯田史、经济史、农业开发史等时，多数学者聚焦在天山南北的绿洲区域，对阿尔泰山南麓阿勒泰的农业发展轨迹关注不够，相关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一阿勒泰地区的考古遗存与农业起源
20世纪80年代，新疆考古事业如火如荼，大量考古学证据表明距今4000年前后，新疆的昆仑山北麓、天山南北麓的广阔区域已出现农业生产，但阿勒泰却囿于考古资料的缺乏，导致学界对此地的农业起源知之不详。90年代以来，阿勒泰的考古工作发展迅速，在阿勒泰市、哈巴河县、吉木乃县、富蕴县等地均发现农业遗存，并发现了距今约5200年的小麦、大麦等作物，这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小麦实物，并将新疆农业的起源向前推进了一千余年，充分体现了阿勒泰地区早期农业发展的情况。
（一）农业工具遗存
阿勒泰发现的农具包括石臼、石杵、石磨盘等脱粒、研磨工具以及石锄、鹤嘴锄等耕作工具两类。石磨盘、石磨棒是多功能石器，因地域差异，其功能有所变化。通过对中国史前时期的石磨盘采取微痕与淀粉粒等分析方法，证明其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坚果类、块根块茎类植物，而在加工食物类物质时，一般用来磨粉。杵臼是用来进行脱粒加工的农具，有杵（石杵、木杵）和臼（土臼、石臼、木臼），可因地而复合搭配，但石杵臼的效率更高。
阿勒泰出土的耕作农具发现有石锄、石镰、铁质鹤嘴锄等。阿勒泰博物馆藏有当地汗德尕特乡铁木尔特村出土的商周时期的石锄。北屯市博物馆藏有当地征集的石镰。2008年，富蕴县萨尔布拉克墓地的竖穴木棺墓出土铁质鹤嘴锄1件，墓葬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后。耕作工具的存在说明商周以降额尔齐斯河沿岸的锄耕农业一直延续。
阿勒泰的杵臼遗存在阿勒泰市、吉木乃县、哈巴河县等地均有发现，器物风格较为一致，时间在距今4000年前。1963年，王炳华、易漫白等在阿勒泰切木尔切克墓中发现石臼与石杵。2016年，吉木乃县219国道沿线墓地M20出土带柄石臼一件、M26带柄石臼与钵形石臼各一件，钵形石臼内部有捣舂痕迹，并且与切木尔切克墓地、哈巴河县托干拜2号墓地的石臼等风格相似，年代在公元前三千纪中叶至公元前二千纪中叶。
石磨盘遗存在阿勒泰市、哈巴河县、吉木乃县均有发现，且有明显的使用痕迹。2011年，阿勒泰市巴勒哈纳水库墓地Ⅱ区M6出土石磨盘一件，呈马鞍形，表面因使用而变得光滑，底部粗糙，墓葬为汉代遗存。2014年，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群中两座半地面石棺墓M7出土两件石磨盘，使用痕迹明显，表面平整。2016年，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地层中发现三件石磨盘及其他石器。
综上来看，阿勒泰的农业起源较早，距今4000年前便已经拥有数量丰富的脱粒、研磨谷物的工具，证明此时原始农业已经出现，商周以降，石锄、石镰等耕作工具出现，距今2000年前进入铁质农具时代。考虑到这些遗物均出土在墓葬中，且属日常使用，陪葬的数量应该只占少数，而在聚落遗址中往往大批量出现，如阿勒泰南部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中发现有排列整齐的大型石磨盘与大量石磨具、石杵、石锄等工具。现今阿勒泰丰富的聚落遗址尚未得到大规模的发掘，期待后续的考古发现能够提供新的资料。
（二）农作物遗存
阿勒泰的农作物遗存可分为谷物以及通过分析人骨、加工器物所发现的痕迹两类。谷物遗存仅在吉木乃县的通天洞遗址有所发现。2016年，通天洞遗址发现距今约5200年的小麦、大麦等作物，表明阿勒泰有丰富的农作物品种。
随着科技考古的进步，同位素、淀粉粒等分析方法成为研究阿勒泰先民的食物谱系与生业方式的重要手段。201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群中的半地面石棺墓M22人骨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有明显的C4植物摄入，应来自小米，墓葬年代不晚于距今4500年。同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骨骼的研究也证明当地人群少量食用黍、粟等C4类谷物，并且发现马、羊等牲畜存在食用粟、黍等 C4类谷物秸秆的可能，当地人群甚至掌握了人工栽培苜蓿喂养马匹的技术。此时马匹与羊等食用作物秸秆，证明当地必然在合适区域种植了黍、粟，种植苜蓿也说明早期铁器时代阿勒泰存在种植业。
2022年，复旦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阿勒泰青铜时代的墓葬托干拜2号、东喀腊希力克与早期铁器时代的喀拉苏与图瓦新村墓葬的28个骨骼样品进行了碳同位素分析，认为距今4000年前南麓山前地带的墓葬发现有少量C4信号，而在山间沟谷地带的图瓦新村墓葬人骨则未发现区域差异，推测粟、黍可能并非当地种植所产出，而是与人群流动与交换中获得。但实际并非如此，首先是喀拉苏墓葬中马匹、羊等牲畜存在食用谷物秸秆的可能性，这些秸秆应来自当地种植，不太可能来自远距离贸易；其次，山前墓葬中发现有C4信号，而山谷中的图瓦新村墓葬未见，正说明谷物为族群自身种植所得，倘若来自外来交换，不可能仅山前族群能够交换，而山谷中的群体却无法获得。只是囿于气候、种子等原因，当时山谷中族群的农作物难以成熟，只能用来喂养牲畜，至今阿勒泰仍有大量的小麦用作牧草。
综上可知，距今5200年前阿勒泰的民众已经开始加工、食用小麦、粟等；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新疆各地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哈巴河县中马匹食用黍、粟秸秆的可能以及种植苜蓿所需要的农业种植技术，再加之发现的石锄、石镰等工具，证明此时原始农业已经形成。阿勒泰的农业遗存分布区域广泛，时间脉络清晰，展现出较为明确的发展轨迹。
二边疆地区多民族对阿勒泰农业生产的推进
自汉至清初，阿勒泰作为游牧族群的核心腹地，始终处于中央政权的边缘地带，并非边疆治理的重点区域，客观制约了农业的开发进程。活跃在此的匈奴、突厥、回鹘、蒙古等族群长期主导着当地的农牧业发展格局，成为中央政权治理薄弱时期阿勒泰农业自发演进的推动力量。随着阿勒泰逐渐由边疆治理的边缘区域走向中心，当地族群不断吸收中原、西域的农耕技术，直接推动了阿勒泰的农业开发，并带动边疆多民族经济思想观念的变化，部分游牧者由游牧向定居生活转变。
（一）匈奴至黠戛斯时期农业的初兴
汉唐时期，中央政权实行“以屯田定西域”的治理政策，在西域大力发展农业，从而将农耕技术传播至阿勒泰的游牧者。游牧族群往往将农业作为辅助经济，匈奴、突厥、回鹘等在漠北、西域等地开辟了固定的农业区域，并逐渐拓展至阿勒泰地区。同时，游牧族群也成为农耕技术传播的媒介，将中原与西域绿洲的农耕技术传播至阿勒泰地区，使其农业的发展趋势有所增强。
匈奴对农业并不陌生，中亚、外贝加尔、萨彦阿尔泰山等地发现有大量匈奴定居与发展农业的考古学证据，并通过修筑城池、房址、窖穴等方式来储藏谷物。匈奴向西扩张至西域后，“楼兰、乌孙、呼揭及其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控制了天山南北与阿尔泰山一带的势力。匈奴设置僮仆都尉，“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征收畜产、农产品以及矿产、手工业品等，完全使西域成为“匈奴府藏”。匈奴在天山南北大力发展农业，多次派遣骑兵在车师前后国、伊吾等地屯田，甚至因“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以至于匈奴不仅在西域天山发展农业，还向北拓展至阿勒泰。郅支单于在击败乌孙后，“因北击乌揭”，居于阿尔泰山的乌揭部落投降，部分匈奴部落移居阿尔泰山。2011年，富蕴县哲勒巴尕什墓群的M9出土陶罐一件，此类陶罐多见于额吉河流域的匈奴墓葬，故而其应属匈奴文化的遗物，应是匈奴人在当地活动的痕迹。阿尔泰山周边至今分布着众多的匈奴墓葬，如塔赫金—赫特噶尔墓地、昌德曼墓地等。2008年，富蕴县萨尔布拉克墓地出土1件匈奴控制阿尔泰山时期的铁质鹤嘴锄，可见匈奴在当地发展了锄耕农业。
匈奴之后，北方的游牧势力更迭频繁，阿勒泰多次易手。隋至唐初，气候转暖，农牧交错带北移至41°N附近，为阿勒泰的农业创造了良好的气候环境。此时铁勒诸部遍布漠北、阿尔泰山、西域以及河中地区，其中“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儿、十槃、达契等”，分布在今塔城以及阿勒泰。大业元年（605），薛延陀等部反抗西突厥处罗可汗，其酋长被奉为也咥可汗，“保燕末山”，正是在额尔齐斯河或乌伦古河上游之地。史籍强调铁勒部“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羊而少马”，说明部分部族选择发展农业，掌握种植技术，具有高移动速度、便于载运物品的马匹地位下降，而流动性较弱的牛、羊等数量增加，也反映出其定居化、农业化趋势加强。此时，史籍中频见漠北之地的游牧部落发展农业的记载，如拔野古“以耕种射猎为业”、结骨部“土宜粟麦穄豆之属”、驳马“至暖消，逐阳坡，以马及人挽犁种五谷”，可见隋唐时期农业区的北扩幅度是相当大的。
突厥时期，阿勒泰的游牧族群已熟练掌握农耕技术，当地的农业获得明显发展。他钵可汗时期，突厥就已有了犁耕农业，随着突厥分裂与西突厥汗廷的西迁，葛逻禄与突厥杂处于阿勒泰，阿勒泰市克孜加尔墓地的M50应是突厥时期的文化遗存。葛逻禄本属铁勒，后归附突厥，“咄陆可汗乃立贺鲁为叶护，以继步真，居于多逻斯川，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统处密、处月、姑苏、歌罗禄、弩失毕五姓之众”。吐鲁番文书《唐龙朔二年、三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稽哥逻禄部落事》记载了葛逻禄步失达官部落一千帐从金山（今阿尔泰山）迁徙至天山北麓的金满州境内，抢占突厥处月部的耕地，“各种少多麦田”，积极种植小麦以恢复生产。此时，在阿尔泰山东北麓还发现有突厥建设的灌溉系统，规模庞大，堤堰与渠道分布复杂，部分渠段还利用了更早渠道，植物学研究也表明存在耕种迹象。可见突厥时期阿勒泰的农业发展迅速，不仅农耕区域有所拓展，而且灌溉技术迎来飞跃转变。
唐至德年间，葛逻禄已南下迁入天山地区，回鹘逐渐控制阿尔泰山，当地的农业仍在持续发展，并未因势力更迭而受阻。回鹘迥异于其他游牧族群的特点是其很早就具有农牧并重的观念与倾向，甚至在汗廷附近发展农业。回鹘碑铭《铁尔痕碑》记载毗伽可汗“在八（条河流）之间，那里有我的草场和耕地。色楞格、鄂尔浑、土拉等八（条河流）使我愉快”，证明漠北诸河流沿岸存在农业区。摩尼教的传入也推动了回鹘农业的发展，蒙古国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载有：“薰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能够看出摩尼教促使其改变饮食习惯，从而逐渐向农业生活过渡。9世纪20年代，阿拉伯人塔米姆·伊本·巴赫尔·穆陶维依自河中地区经阿尔泰山前往回鹘汗廷，“这是一座大城市，农产丰富，被田连阡陌、村落密集的rustaqs所环绕”，沿途“他又在密集的村落和耕地间旅行了20天”，可见阿尔泰山南麓开辟了农耕区域，已形成定居村落与农业。
开成五年（840），黠戛斯击溃回鹘，逐渐替代回鹘成为阿尔泰山的掌控者，一直持续到10世纪末。黠戛斯的农业以耐寒农作物为主，“稼有禾、粟、大小麦、青稞，步硙以为面糜。穄以三月种，九月获，以饭，以酿酒，而无果蔬”。黠戛斯农业发展的特点便是农耕工具的更迭与使用，黠戛斯善于利用各类工具，如犁铧、锄头、镰刀等，其所使用的手磨，相比马鞍形磨盘大幅度提高了碾磨谷物的效率，从而扩大了农业规模。手磨也传入阿尔泰山地区，带动了当地农业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
从匈奴到黠戛斯时期，中央政权对西北边疆的持续治理，使农业区域不断向西、向北扩展，逐渐临近阿勒泰地区，从而促进了农耕技术的传播以及先进农具的引入，显著加速了阿勒泰的农业开发进程，推动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转型，整体的发展趋势加快。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游牧族群对农业的认知发生重大改变，出现农牧混合的经济模式，为后世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借鉴路径。
（二）元朝至准噶尔时期农业区的初步发展
元朝统治者极为重视农业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因而在漠北、西域开设大规模屯田区，加之大量汉人等定居民族迁徙至此，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农耕技术。明清之际，准噶尔汗国的游牧部落“善耕牧”，在和布克赛尔河谷、额尔齐斯河谷、乌伦古河谷因地制宜发展农业，从而基本确定了农业的分布区域。
元朝时期，阿尔泰山道成为中西陆路交通的干道，不仅使阿尔泰山南麓的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和布克赛尔河等地成为元军的驻扎之地，也形成一条中原—漠南—漠北—阿尔泰山的中原农业技术传播路线，促进了漠北与阿勒泰的农业交往与族群流动。此时，阿勒泰农业的显著特点是多族群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元朝统治者大规模迁徙中原百姓在阿尔泰山东侧的和林、称海、五条河、杭爱山、谦州、乞儿吉思等地开展屯田，也引导蒙古、乞儿吉思等游牧族群参与其中，使和林、称海两地成为漠北的屯田中心。阿尔泰山的乃蛮部也从事农业生产，“颇知田作”。部分汉族人翻越阿尔泰山抵达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与乌伦古湖等地开展农业生产。
长春真人西行拜谒成吉思汗之时，沿途经漠北、阿尔泰山，见到城镇中多有汉人居住，农业繁盛。元宪宗九年（1259），常德西行觐见旭烈兀，沿途翻越阿尔泰山后，经龙骨河（今乌伦古河）后，向西北行，“多汉民，有二麦、黍、谷，河西注瀦为海，约千余里。曰乞则里八寺（今乌伦古湖）。多鱼，可食。有碾硙，亦以水激之”。此时的农业区分布在河流沿岸，种植大麦、小麦等作物，符合当时“夫大、小麦，北方所种极广”的情形，且能够利用水碾进行谷物加工。
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等势力，瓦剌指漠西卫拉特，也先可汗去世后，卫拉特被迫西迁。明末清初，瓦剌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以及附牧于杜尔伯特的辉特部，其中准噶尔与杜尔伯特便曾游牧于额尔齐斯河附近。杜尔伯特部利用额尔齐斯河“滨河衍沃，利耕牧”的优越条件发展农业，“额尔齐斯河等处地方原系都尔伯特巴玉特等耕种之地”。卫拉特诸部游牧额尔齐斯河期间，阿勒泰的农业区大幅度拓展，向南发展至和布克赛尔河谷等地。
清初，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基于政治与经济上的考虑，大力发展农业满足部族对农产品的需求，可以说是准噶尔农业的开创者。巴图尔珲台吉及其后继者在阿勒泰开辟的农业区主要分布在和布克赛尔河谷与额尔齐斯河上游河谷地带。巴图尔珲台吉在和布克赛尔县修筑数座城镇发展定居农业，“（珲台吉）为了在蒙古边境的基布克赛尔（和布克赛尔）天然界区建造一座石城从事耕耘，并要在这座小城里居住”“耕地的是布哈拉人，播种麦和黍，种子是从布哈拉运来的”“珲台吉有3座砖城，全是白的，据说要新造第4座城……这些城市里住着珲台吉的喇巴和耕地的人，而珲台吉就在这些城市附近游牧”。今和布克赛尔县东5公里处还保存了巴图尔珲台吉时期的道尔本厄鲁特森木古城遗址，古城被湿地与泉水所包围，泉水穿城而过，城内的喇嘛教寺院、民居院落、商铺、羊圈、磨坊等遗址的分布格局与文献记载一致，反映出准噶尔畜牧与农业经济混合的生业形态。道尔本厄鲁特森木古城遗址可以说是畜牧业与农业经济互为依存发展的典范城镇。
额尔齐斯河上游河谷则是和硕特部阿巴赖台吉与巴图尔珲台吉之子僧格共同开发。1654年，俄国的巴依科夫出使中国的报告记载了分布在额尔齐斯河及其各条支流沿岸的农业区，“从村庄到阿巴赖台吉过冬的帖木尔—楚尔噶河是两天路程。这条小河由山间流入额尔齐斯河。帖木尔—楚尔噶河沿岸居住着属于洪台吉子女的布哈拉农民。他们种植大麦、小麦、糜黍和豌豆，饲养各种牲畜很多”“由此山去洪台吉的小镇尚有三天路程。听说小镇是土建的，镇上有两座砖砌的佛寺（两所用烧制的砖建的厅堂。这个小镇坐落在一个山窝里）。镇上居住着喇嘛和布哈拉农民”。额尔齐斯河谷的农业区依河谷分布，种植大麦等作物，沿河还建有磨坊。
需要强调的是，宗教在准噶尔农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喇嘛不仅为珲台吉制定耕作方法，还是城镇的规划者、建设者以及最初的居民之一。巴图尔珲台吉以喇嘛寺院作为建造城镇的基础，寺院附近作为汗与王公的牙帐，并开展贸易招徕商人建立商贸场所，周边则开发为农耕区，更外围则保持游牧。巴图尔珲台吉的城镇化与农业化发展路径为此后清朝开发阿勒泰所借鉴，可谓是阿勒泰建城史的理念开端。
三中原治理与阿勒泰农业格局的形成
在平定准噶尔的过程中，清朝为保障军队后勤逐渐在北路沿阿尔泰山脉至额尔齐斯河流域设置了科布多—乌兰固木、鄂尔斋图杲尔、额尔齐斯等五大屯区。额尔齐斯屯区的开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屯区初期作为军需补给的后勤枢纽，从而开启了中央政权大规模屯田阿勒泰的先声，后期演变为中央边疆治理的重要路径，发挥着巩固边防、民族融合和经济开发等作用。清朝在阿勒泰地区开辟的屯田区，推动了传统的游牧经济向游牧、农耕二重经济转型，并沿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冲积平原形成带状农业屯垦区，奠定了后世的阿勒泰农业分布格局。
（一）清朝平准战争与阿勒泰屯田勃兴
清朝阿勒泰的屯田与平准战争紧密交织，密切相关。额尔齐斯河地处军事前沿，便于耕牧，是准噶尔抵抗清军的后勤补给之处：“鄂尔齐斯河在阿尔泰山之南三百余里，科布多之西南数百里，以其地可屯田，且杜尔伯特特善耕种，可就饷也。”康雍乾时期，清朝在西北地区积极开展屯田补充后勤，额尔齐斯河成为重要的屯田基地，清朝在额尔齐斯屯田的建立不仅直接削弱了准噶尔的后勤力量，也有利于增强清军的军需补给能力。
康熙年间，北路的屯田集中在科布多、乌兰古木等地，尚未抵达阿尔泰山西南麓的额尔齐斯河一带。雍正初年，清朝才得以在阿勒泰正式屯田。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和硕怡亲王允祥等上奏在阿尔泰路驻兵与屯田事宜，“前议案内，于阿尔泰地方屯田时，拟令流徙罪犯种地。今若仅令罪犯种地，恐致贻误，亦未可知。故从直隶省宣化府、山西省大同府拟调集绿旗、步兵各三百人，派至阿尔泰地方屯田……而今所派六百步兵，皆由远道前往阿尔泰，且又驻四年屯田……同时，相应派出守备、千总、把总等官员，以管辖之……俟抵阿尔泰，由监屯大臣管理此兵屯田”。最终雍正派遣八百七十一名鸟枪护军以及六百兵卒前往阿尔泰驻军屯田。
雍正三年（1725）二月，清朝命工部侍郎巴泰、内阁侍读学士双喜，“办理阿尔台粮饷屯田事”；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雍正帝又任命法敏、傅德接管阿尔泰屯田事务，“上谕议政王大臣等曰，阿尔台军营办理粮饷事务，巴泰、双喜之缺，著派原任巡抚法敏、原任内阁学士傅德前往更换。伊等到日，同伊都立三人管理粮饷种地事务，效力赎罪，明年大兵起程时，随将军前往”。光绪末年，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在哈巴河开展屯田时，仍能依稀见到当时遗迹，“哈巴河为雍正年额驸策凌屯田之所”。雍正九年（1731），清朝与准噶尔进入战争的僵持阶段，致使阿勒泰的屯田陷入停滞。
乾隆年间，准噶尔因汗位之争出现内乱，乾隆十九年（1754），清朝进军准噶尔，成为重塑额尔齐斯河屯田格局的契机。阿睦尔撒纳降清后奏议大力开发额尔齐斯河屯田，乾隆帝于是命阿睦尔撒纳与班第商议，以额尔齐斯本系杜尔伯特巴玉特部众耕种之地，“取用何处水泉，伊等深知，应令策凌、策凌孟克属下派宰桑一员，种地人各五十名，将兵丁一同带往，教以耕种。臣等公同商议，种地兵丁应先遣往一万名，其后队续进之兵二万名，亦即随后整顿遣往”。清廷派善耕且熟知水泉的杜尔伯特来指导兵丁屯种，并另外增派熟知耕种的喀尔喀屯田兵前往，及时拨送粮种以及农具，“今额尔齐斯地方屯田军营现有绿旗兵三百名，再于喀尔喀兵内择通晓耕种者七百名，共为一千，令其屯田，应令恒文、富昌拨大麦等项籽种五百石，务于正月内送到，并行文班第，将现有农具查出，令其领用”，从而为额尔齐斯河屯田提供了充足的技术人才、粮种以及农具。此外，游牧于额尔齐斯河的阿尔泰乌梁海部也加入进来，“编设乌梁海人户旗分佐领，谕授宰桑车根、赤伦、察达克总管，命库克新于额尔齐斯屯田”。
乾隆二十年（1755），阿睦尔撒纳抵达额尔齐斯后，“查伊苏图、锵格尔、乌拉克图等处，俱可屯田”，并将青吉勒兵两千名移至察罕呼济尔等处，布拉罕兵一千名移至伊苏图、锵格尔（今哈萨克斯坦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之东的鄂伦诺尔等处驻扎，以便照管屯田兵卒。但此后不久，阿睦尔撒纳叛清，也影响到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屯田事务。随着平准战事的平息，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廷在阿尔泰山东麓的科布多城设科布多参赞大臣，阿勒泰大部归其管辖，屯田规模有所缩减，其功能也由支援军队后勤转向供应往来兵卒，“以备接济往来兵丁口粮”。
（二）清朝西北边疆治理与阿勒泰农业发展
同治年间，清朝西北边疆陷入危机，伊犁、塔城等相继失守，大量难民涌入阿勒泰的布伦托海（今福海县）、青格里河（今青河县）一带，俄国也趁机割占额尔齐斯河斋桑泊以北地区，严重威胁着边疆安全。由此，阿勒泰变为西北边疆的重要枢纽，屯田成为巩固边防的战略支撑，“阿尔山地处要边，孤悬绝塞，其于开荒足食，尤为防守中第一要务”。在此背景下，清朝通过设置专门官员、调整屯田区域、修建灌溉渠道、保障农具与籽种等措施，促使阿勒泰的屯田达到高峰。
同治六年（1867），清廷为统筹安置难民、加强科布多西部防务，于布伦托海设办事大臣一员，帮办大臣一员，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李云麟为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科布多帮办大臣明瑶为布伦托海帮办大臣。李云麟重新规划屯田区域，使之向哈巴河、克兰河、布伦托海以及乌伦古河等地转移，并使布伦托海一带成为阿勒泰新的屯垦中心。
早在雍正年间，定边左副将军额驸策凌便在哈巴河一带开垦土地，“哈巴河为雍正年额驸策凌屯田之所”，而同治时期不断涌入的哈萨克民众也聚集在哈巴河暂居游牧，并开辟屯田，“惟查哈巴河一带直达承化寺（今阿勒泰市）数百余里，间有屯地”。汉民也自发垦田定居，出现城镇，“流寓汉民在彼耕种者甚多……地既可耕，久则聚而成镇”。哈巴河借地给塔城后，塔城官员“于哈巴河之南北私开屯田五六百里，令哈民为之承种……又私于克林河（今克兰河）一带添开地亩”，从而间接推动了克兰河谷的农业开发。
布伦托海，即乌伦古湖，“袤延数千里，旷野辽阔”，本是塔尔巴合台所属土尔扈特与科布多所属阿勒台乌梁海的分界之地，周缘地形平坦，“惟布伦托海地方为乌梁海游牧，土脉膏腴，为北路所艳称”，适宜屯田筑城，成为阿勒泰面积最大的屯田区域。同治七年（1868），李云麟抵达布伦托海筹办屯田及安置难民事宜，招募难民开荒屯田，在布伦托海安设立15处屯田区，并修建灌溉渠道。次年，因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的设置缺乏周密调查与计划，还存在费用短缺与兵力不足等问题，清廷将其裁撤。但阿勒泰的屯田仍在持续发展，同治十二年（1873），布伦托海北部的承化寺也得到开垦，“安置剌麻（喇嘛）八百名，暂资耕牧”。
由于面临日益严峻的统治危机，清朝掀起挽救北部边疆的舆论，官员纷纷提出“筹边”之计。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廷发布上谕：“现在外国业已开衅，西北边界一带均与俄人接壤，亟应严加防守。著饶应祺、长庚、春满、瑞洵等各就所辖地方妥筹布置，总期联络一气，扼要严防，以阻敌人进兵之路。”阿勒泰作为中俄接壤地带，“至哈巴河达承化寺一带地方，在塔城迤东，布伦托海迤北，阿尔泰山在其东北，紧接俄国七河、斜米两省，为中俄出入要冲”，成为清朝西北边疆治理的关键一环。
在清廷的西北边疆战略指导下，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以练兵、屯田为要务，依托“额尔齐斯河、布伦托海、哈巴河、克林河、青格里河等处皆属宜屯宜牧之区”的优越地理条件，将屯田看作阿勒泰边防的重要支点“, 俾其可屯可牧，可战可守，则于实边守险之道，收效更在无形，尤安内攘外，百年之至计也”。
瑞洵利用布伦托海、青格里河、额尔齐斯河等处的旧迹开设屯田，但李云麟当时所修建的渠道已荒废多年，难以利用。于是瑞洵派工匠“将原有渠道逐细履勘”，并调派乌梁海二百名兵丁，“修理河渠，试办屯田”。光绪二十八年（1902），瑞洵上书详细分析垦田之策：
布伦托海地亩宽袤，刻尚不悉实在确数。据往来人言，田美而多，然须视渠道以为盈绌，能多开渠，便能多种田。现拟以次试垦，须用兵屯，而雇精于农工之民人教引，究亦无须贪多。盖口外人少，若粮石太多，难得销路，仍归堆积，亦属非宜，且须开置官粮局，半济兵食，半资商粜，则公家不糜屯田之费，地方亦得屯田之宜，而各游牧之向来购买，均可改向官局办理……今拟尽银二万两，为购制耕牛农具、兵工饷赀各项，局员杂费之用，就此试办，逐年扩充，异日耕获丰收，蒙兵乐于趋事，且耕且守，必可收古人屯田便利之效。惟初次开办，用款稍费，除现办浚治渠道之外，如立仓、造房、置磨、设公所、安台站舆夫、转运驼只、建厂牧养皆必须办理者，其需款亦在两万两以外。
瑞洵认为布伦托海田美地多，却极为依赖水源，“能多开渠，便能多种田”，故而要大力建设水渠，并制定兵屯与募民屯垦相结合的策略，通过开办官粮局、购置农具与粮种、修筑仓房与磨房等措施，从而为布伦托海屯田的发展奠定基础。当年共修成大渠二道、分渠八道，“计有六十余里之远，亩数约倍于科布多旧屯，十分工程已得大半，明春尚须续为多开支渠以资分溉……至农具、耕牛已陆续购买，逆料明年当可开屯，应需籽种拟先定以一千石，徐图扩充，该处土宜大麦、小麦之外，兼拟试种稻米”。
光绪二十九年（1903），瑞洵修建渠道的工程完工，“于阿布达尔、乌梁苏及相隔三十里之普尔罕埃勒克地方各开大渠，修筑龙口，安滚水坝、拦水坝各一道，以资蓄泄。又各浚分渠四道，以便股引，复多疏畎浍，使之脉络流通，得以随时消长”，形成分布密集、功能齐全的灌溉渠道网络。同年，瑞洵在布伦托海共计开垦田地三万亩，“令以‘丰年为瑞’四字分为四屯”，并于五月试种小麦五百石，青稞一百二十石，稻米八十石，“一经开垦，良苗勃兴，才及月余，杆高二尺”，长势良好，后遭六月暴雨影响，青稞、稻米颗粒无收，最终“计收小麦四千一百二十石零六斗四升，已在八分以上”，瑞洵重办布伦托海屯田后的首次试种就呈现出良好的农业发展势头。
光绪三十年（1904），科阿分治，清廷将科布多帮办大臣改为科布多办事大臣，以锡恒为首任科布多办事大臣，“著即驻扎阿尔泰山”，实际驻扎在承化寺。布伦托海屯田“收获新粮二千零一十七石六斗有奇，覆计分数已在六分以上，较科布多城旧屯上年收数已至加倍”，阿勒泰的屯田收获均已超过科布多。光绪三十二年（1906），阿勒泰形成五大屯区，“已查出承化寺、库克布呼、克木奇、哈巴河可垦之地四处。今年春间，又查有沙拉胡逊亦宜播种……据各屯先后票报本年收成，计哈巴河一屯试种小麦收数七分有余；沙拉胡逊大、小麦并种，收数均六分有余；克木奇、库克布呼两处，亦并种大、小麦，收数均在六分上下。统计各屯试种小麦一百市石，收获六百二十八石三斗四升；试种大麦一十石，收获五十八石一斗五升，均系新疆市斗，折合科布多仓斗共收小麦一千八百二十一石二斗七升五合，大麦六十八石五斗五升零六勺”，试种的成效较初期略有下降。
光绪三十四年（1908），阿勒泰的屯田出现向民屯转变的趋势，科布多办事大臣锡恒上奏停办布伦托海上渠，下渠则因距水较近，拟再试种一年，将克木奇官屯暂拨归民办。宣统二年（1910），由于官屯积弊难返，逐渐转为民办，“阿尔泰前经开办官屯五处，于上年奏准将克木奇一屯，拨归民办，频年收获，仅供军食，迩来商贾，贸迁，已成市肆……兹据哈萨克头目迈敉来营，呈请将沙拉胡逊、库克布呼两屯，自宣统二年起拨归该管哈民承种，一切遵照克木奇官屯拨归民办成案办理等语，自应因机利导，准如所请”，至此阿勒泰五处官屯中的克木奇、沙拉胡逊、库克布呼三处转归民屯，由当地哈萨克承种，民屯成为阿勒泰农业的主要方式。
清朝在阿勒泰构建的屯田体系，促使当地农业发展达到鼎盛，在巩固西北边防、促进民族融合及推动边疆经济开发方面发挥了支撑性作用。由此，阿勒泰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逐渐成为中央政权治理西北边疆、构建西北边防体系的关键区域。
结语
中央政权对边疆的治理与农业发展相辅相成，在阿勒泰的发展进程中两者的互动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作为中国历史上长期治理边缘化的边疆地带，阿勒泰往往被一元化的历史叙事简单描述为游牧经济区，不仅模糊了当地农牧业互动发展的历程，也阻碍了探讨中央政权边疆治理与农业发展的关联机制。元以前，由于中央政权的羁縻治理，阿勒泰地区长期是西北边疆的薄弱区域，导致其农业基本呈现自然发展状态，始终缺乏壮大的条件与契机。
随着明清时期西北边疆格局的转变，阿勒泰“界连俄国，南障新疆，西翼伊塔，东为乌科两城之屏蔽，实中外之大防，西北之锁钥”，俨然成为战略要地，其地缘和农业优势得到重视，促使中央政权相应调整对阿勒泰的治理模式。清朝实施屯垦戍边政策，通过大规模迁入民众，重塑阿勒泰的区域人口结构，并转变当地游牧族群的生产方式，从游牧逐渐转向农业。最终奠定阿勒泰的农业发展格局，农业也演变为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边疆安全、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支撑。中央政权将农业开发作为边疆系统性治理的核心路径，揭示了边疆治理与农业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内在逻辑，为构建当代边疆治理体系提供了历史借鉴。
原文载《中国农史》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请谅解。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