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族学刊》2026（5） / 作者：张溪 / 日期：2026-05-20 / 浏览：39 次
【文章来源】张溪 | 从物质遗存到动态符号：新疆丝路交通节点遗址的交往交流交融记忆建构[J]《民族学刊》2026（5）
[摘要] 新疆地区保存的大量佛教寺院遗址与交通设施遗址，是实证丝路沿线文明交流与民族互动的重要物质载体。集体记忆理论为剖析莫尔寺遗址、于阗遗址与古驿站遗址参与历史记忆建构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有效的分析视野。三种不同类型的交通节点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宗教遗址突出文明传播，文化中心遗址体现文化融合，制度性交通遗址则象征跨区域交流网络。遗址进入社会记忆经历了“物质遗存—框架设定—媒介转译—社会认同”的演进，该过程深度依赖四重媒介机制的协同与转化：空间媒介通过遗址陈列完成“三交”记忆的框架设定；技术媒介借助数字复原实现历史场景的具身唤醒；连接媒介在社交打卡中催生微观个体叙事与宏观历史情感的“公共叠加”；跨文化媒介则通过联合考古推动“三交”叙事的“话语转译”。这四重机制在协同与博弈中形成转化闭环，成功将静态的物理遗迹重塑为见证各民族深度交融的动态记忆符号，为文化遗址的当代叙事与传播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关键词] 文化遗址；集体记忆；丝绸之路；交通节点；交往交流交融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人权观及国际传播研究”（23&ZD1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溪，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传播、媒介地理、中亚及南亚区域。
一、 引言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指出，“要多角度全方位构建展现中华文化共同性、新疆同内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实的话语体系和有效载体，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得到充分展现、直抵人心”[1]。由此可见，物质空间及其呈现方式在文化认同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即通过具体可感的历史载体，将抽象的文化共同性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社会认知过程。“交往交流交融”（以下简称“三交”）作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动态过程，不仅为理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视角[2]，其结果也表现为在长期互动中逐步形成的空间表征与物质沉淀。从这一意义上看，各类历史遗存可被视为“三交”过程的空间化与可视化表达，是连接历史经验与当代认同的重要桥梁。
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与多元文化汇聚之地，新疆地区广泛分布的佛教寺院遗址与交通设施遗存，为考察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路径、文化互动及其物质化呈现提供了关键线索。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丝绸之路文化遗址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考古学视角下的年代判定与形制分析，以及历史学视角中的文化交流过程梳理。这些研究虽然为认识遗址的历史属性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整体上仍偏重将遗址作为静态的历史见证，对其在当代语境中如何被阐释、展示与传播，以及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公共记忆建构与文化认同生成缺乏系统的探讨。如今，在数字化与媒介化深度交织的当代语境下，文化遗址相关工作早已超越了单一的物质保护层面，转变为一场复杂的话语实践与意义重构过程。因此，本文尝试引入文化记忆和媒介化相关理论视角，关注物质遗存由“历史对象”向“认同资源”的转化，强调“媒介凭借其对地理的命名与叙述，使真实地理的呈现充满了想象与虚构”[3]的过程，重点分析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媒介化机制及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构的作用路径。
二、历史现场：交通节点遗址的符号提取和框架设定
从整体结构来看，丝绸之路是由多条支线与多个关键节点共同构成的复合型交通网络。在这一网络体系中，不同类型的遗址承载着多维度的历史信息。既有研究若仅依据遗址类型进行分类，容易陷入类型学划分所导致的分析碎片化；而从宗教、艺术或制度等单一维度展开解释，则难以揭示各类遗址在历史记忆建构中的综合性作用。基于此，本文在方法上引入“交通节点视角下的遗址综合考察”，即将遗址置于丝绸之路交通网络结构之中，围绕其空间位置、历史功能及当代阐释三个层面，构建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以考察其如何被赋予“文明交流象征”的意义。在案例选择方面，本文选取莫尔寺遗址、于阗遗址及古驿站遗址并非基于地理分布的拼合，而是依据其在交通网络中的节点属性、所承载的历史交往内涵以及在当代叙事中的代表性地位。这三类遗址分别对应宗教传播、区域交往与交通体系运行等不同层面，在功能与意义上形成互补，从而为综合分析提供可能。进一步而言，在当代知识生产与公共传播过程中，上述遗址已从单纯的考古对象转化为“丝路文明交流”的重要叙事资源。本文据此将研究重心由遗存的物质属性转向其意义生成的过程，探讨遗址如何通过阐释、展示与传播等机制，被建构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
（一） 莫尔寺遗址：宗教传播型节点作为“文明对话”的宗教空间与记忆溯源
社会空间的生成既依赖于物质基础的客观存在，也通过人类实践与意义赋予过程不断被建构与重塑[4]。在宏观地理层面上，喀什—克州区域涵盖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等地，现存古遗址89处，其中军事设施遗址28处、聚落遗址24处，年代多为唐代以后[5]。这一以遗址为基础的空间分布格局，为分析区域交通体系、社会结构及文化互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撑。在此背景下，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莫尔寺遗址（见图1）可被视为嵌入区域交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若置于当代交通体系加以观测，该遗址位于喀什市东北、天山南麓支脉固玛塔格山附近，邻近恰克马克河冲积平原，区位相对边缘；然而回溯至汉唐时期，其所在区域却是连接中亚与塔里木盆地的重要通道，具有显著的交通与文化枢纽功能。这种由“边缘”到“枢纽”的空间地位转变，体现了社会空间意义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动态变化。
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可对该区域佛教发展的历史图景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史载玄奘西行途经疏勒地区时，记述沿途佛寺数量众多、僧侣规模庞大，反映出唐代佛教活动的高度繁盛[6]983-995。现存莫尔寺遗址包括佛塔、佛殿及僧房等基本单元，构成较为完整的寺院空间形态。文献叙述与物质遗存之间的对应关系，不仅强化了对历史情境的认知，也使该遗址成为宗教传播与族群互动过程的空间表征。在具备了物理底座后，作为记忆建构核心主体的学术界与大众媒介，开始对遗址进行“符号提取”。从当代传播语境来看，喀什常被表述为“当年佛教最先传入的地区之一”[7]。这一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研究与大众叙事之间的转译关系。在具体的考古释读中，莫尔寺巨大的覆钵式圆形佛塔成为最核心的提取符号。莫尔寺圆形佛塔的独特样式是严格遵循佛教典籍中记载的造塔样式建造的，可追溯至公元2世纪至3世纪的中亚，与《大唐西域记》所描述的形制高度吻合，即在五层逐渐缩小的方形塔基之上，置有一圆形盘，盘上矗立着圆柱形的塔身，塔身顶端是半圆形的覆钵丘[8]。方形塔基的四角恰好正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不仅体现了佛教文化对方位的尊重，也彰显了极高的建筑规制。考古学者通过提取这一跨区域的形制特征，指出：“莫尔寺遗址考古成果提供了一个佛教初传中国时期的典型样本……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漫长发展历程”[8]。在此语境下，莫尔寺不再仅仅是一处废墟，而是被国家的文物话语体系明确为多元文化向东辐射、触碰中原文明的实物见证。其在当代社会记忆中，成功回答了中华文明关于“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溯源问题。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与国家叙事的推进，莫尔寺的记忆框架进一步从“外来宗教的引入点”演进为“丝绸之路宗教交流节点”。考古事实表明，莫尔寺在整体布局与局部构造上并非对中亚形制的单向度移植，而是体现了多种文化要素在特定区域条件下的重组与在地化适应[9]。更重要的是，记忆主体在遗址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原文化反向渗透的符号。从遗址的考古发现来看，莫尔寺在早期受到了中亚佛教文化的影响，体现了西来宗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与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遗址又逐渐融入了北魏佛教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10]。公元8世纪唐僧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唐时西域已见汉大云寺，安西四镇也都曾兴建大云寺并有汉僧主持[11]159-176。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碰撞使得莫尔寺的历史记忆实现了升华，生动展示了新疆地区不同宗教体系相遇共生的历史轨迹[12]，成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早期形成的强有力物证。
为了进一步铸牢共同体意识，当代学术界还在莫尔寺的宗教记忆之上，叠加了一层更为深厚的“制度与政治记忆”，有学者指出唐朝在西域设立众多都护府与羁縻府州，为确保边疆的安定和推进民族融合，尤其重视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经济开发与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中华文明的向西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13]。亦有研究认为，莫尔寺等遗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莫尔寺遗址的考古成果，也反映出当时中原文化在商品经济、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等方面的深远影响，是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中央政权对西域有效管理的新实证”[14]。同时，历代中央政府在西域通过在道路沿线设立行政机构、派遣官员、制定法律法规等措施，确保了西域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尊重并保护当地多元宗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15]。这种话语建构，实质上是将“国家有效治理”的政治记忆注入了宗教遗址之中。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现代科技对历史自然环境与空间布局的还原[16]，这种叠加了政治意义的宏大叙事亦获得了更高的历史真实性与科学合法性。
（二） 古于阗国：文化融合型节点作为“本土整合”的文化场域与审美共塑
如果说莫尔寺遗址在集体记忆中主要承担了“宗教初传与文明对话”的溯源功能，那么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佛寺遗址群，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建构中，集中体现了外来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本土化整合”与多民族审美共塑的深层逻辑。于阗，西域古王国，玄奘音译其梵文名Gostana为“瞿萨旦那”，意为“地乳”[17]1003，该地区长期处于中原王朝与中亚、南亚文化互动的关键节点上，其历史地位不仅体现在交通网络中的枢纽作用，也反映在制度整合与文化发展之间的深度耦合。
于阗佛寺的记忆建构，首先建立在其不可辩驳的政治与文化双重“空间在场”之上。汉代张骞通西域后，通过设置西域都护府，于阗正式纳入汉朝中央政府有效行政管辖之内；至唐代设立毗沙都督府并辖十州，标志着其行政整合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此基础上，宗教空间获得持续发展条件，形成制度支持与信仰传播相互促进的格局。考古资料显示，于阗地区现存43处古遗址，年代主要集中于汉至隋唐时期，其中寺院遗址数量较为突出，反映出佛教在该区域的长期繁荣。古代的于阗国通常被视为西域佛教文化中心之一，特别是弘扬大乘佛教的中心。贞观十八年（644），唐代高僧玄奘从印度回国途中曾在此地长居，对该地区的环境、物产、人民、风俗、文化各方面作了简明的叙述。《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云：“瞿萨旦那国，周四千余里，沙碛太半，壤土隘狭，宜谷稼，多众果。出氍毹细毡，工纺绩絁，又产白玉、黳玉。气序和畅，飘风飞埃。俗知礼义，人性温恭，好学典艺，博达技能。众庶富乐，编户安业，国尚乐音，人好歌舞。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絁白氎。仪形有礼，风则有纪。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17]1001-1002此外，在行记中玄奘还详细描述了该地区的赞摩寺、牛角山、地迦婆缚那伽蓝、娑摩若僧伽蓝、麻射僧伽蓝等佛教圣地及其他佛教传说[17]1009-1024。这类记述与考古遗存之间的对应关系，不仅呈现出佛教传播的历史图景，也揭示了外来宗教在本地社会结构与文化语境中逐步实现适应与转化的过程。
同时，在面对数量众多的于阗遗存时，当代学术界与博物馆系统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符号提取”。其核心策略，是将“于阗艺术”转化为“中华文化深度交融”的视觉隐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是1900年斯坦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丹丹乌里克遗址发掘的《传丝公主图》木版画。该画所呈现的内容，与《大唐西域记》中关于于阗王向“东国”（中原）求婚并引入桑蚕技术的记载高度契合。斯坦因亦指出，这幅画作所描绘的正是玄奘所记“传丝公主”的故事：“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也，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17]1021-1022在当前的媒体报道中，主流叙事多围绕该画所呈现的“传丝公主”形象展开，对这一传奇故事加以重述；学界普遍认为，该图像与玄奘所记蚕种西传事件具有高度一致性[18]234。在当代文化遗产展示语境中，《传丝公主图》已不再仅仅是一件8世纪的佛教供养物，而是被提炼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媒介符号”：以视觉化方式呈现中原农业技术向西域传播的历史记忆，并进一步建构起边疆与中原在婚姻关系（和亲）与经济联系（蚕丝）层面的关联性认知。与此同时，学术界还对以“屈铁线”为代表的“于阗画派”进行了系统性的艺术史阐释与符号提炼。《传丝公主图》《鼠王传说图》以及表现“龙女索夫”题材的绘画，均被视为该画派的重要代表作品；千手千眼观音壁画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佛教密宗在新疆地区的发展状况。这些图像不仅展示了7世纪于阗地区绘画艺术中“屈铁线”笔法的成熟技艺，也体现出当时社会文化的多元融合特征。此外，相关研究还指出，这种融合中原线描技法的艺术风格，不仅在西域地区达到较高发展水平，还随着佛教传播过程向东扩展，并对中原乃至东亚其他地区产生了持续影响。通过上述符号提取与阐释路径，原本以“佛教东传”为主线的单向叙事，被进一步转化为强调多区域互动的“文化共创”记忆。
在此基础上，学术叙事进一步将于阗遗址纳入“多民族互动与本土化转化”的记忆框架之中。以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为例，相关遗存与玄奘归国途中所记佛教图像及其叙事内容之间存在一定对应关系，相关造像亦体现出典型的于阗艺术特征（见图2）。有学者推测，“达玛沟（Damago）”一名或源自“Tarmago”，意为“佛法汇聚之地”[19]，从名称层面反映出该区域文化交融的特征。在以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群为代表的达玛沟南部遗址群中[20]，考古发现包括“大般若眼如来坐佛”木板画，其思想内涵与公元6至8世纪于阗地区流行的、融合印度哲学与婆罗门信仰因素的“大品般若思想”密切相关。然而，在具体图像表现上，于阗地区的般若题材造像并未沿袭印度既有样式，而是逐渐形成具有地方特征的艺术风格[21]。相关研究指出，古代于阗在吸收印度及中亚文化因素的过程中，发展出区别于外来体系的本土化特征与独特艺术样式[22]。通过对雕塑风格、壁画题材及建筑形制的综合分析，学界普遍认为，于阗佛教艺术并非对外来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在长期交流互动中形成的融合性产物[23]。从集体记忆理论的视角来看，上述阐释路径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相关历史叙事，即强调新疆地区并非外来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多元文化互动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整合与转化作用，从而凸显其在中华文化发展格局中的参与性意义。此外，文献与出土材料亦为这一认识提供了补充证据。如史载“牛角山岩有大石室，中有阿罗汉……数百年间，供养无替”[17]1014；牛角山附近出土的佉卢文《法句经》[24][25]，以及敦煌出土藏文文献《牛角山授记》中关于吐蕃在西域设立译经机构的记载[26]，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该区域多语言、多文化互动的历史情境。这些材料共同表明，于阗在历史上曾是汉、藏、印等多种文化要素交汇的重要节点。
（三） 丝路驿站：制度网络型节点作为“跨域联动”的制度网络与国家在场
如果说莫尔寺与于阗遗址的记忆表达主要聚焦于宗教思想的互动与文化艺术的交融，那么，广泛分布于新疆地区的古驿站与烽燧遗址，则在集体记忆建构中承担着类型迥异且更具制度指向的功能，即指向维系丝绸之路跨区域运行的“制度基础”与“国家在场”。驿站遗址不仅是古代交通体系的物质遗存，更构成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实施行政管辖与空间治理的重要物证。驿站遗址的记忆建构，建立在历代中央政权持续推进的制度性空间开发之上。早在汉代，丝绸之路南道与中道作为贸易与政治往来的重要通道，沿线驿站的设置已具相当规模。《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政府“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27]1982。此类制度性基础在后世不断延续并得到强化：唐代中央政权为维护国家主权，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烽驿制度与馆驿体系；至清代，驿站制度进一步演变为八旗兵使用的“军台”与绿营兵设置的“营塘”两种体系，随着新疆建省，不同类型驿站逐步统一命名为“驿站”，实现了制度层面的整合与规范[28]。这种跨越长时段的制度连续性，为当代相关共同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在官方运行层面，依托驿路、驿站、驿卒与驿马所构成的传递系统，文书、诏令与军情得以实现跨区域传输，形成相对稳定的信息通道。有研究指出：“唐代的交通，是一个包括道路、桥梁、车船、旅店、驿传等多项因子的大系统；其中，最富有传播意味的还是驿传，即一个由驿路、驿站、驿卒、驿马、羽檄、符节等名目构成的子系统。整个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就是由这一系统支撑起来的”[29]29。由此可见，驿站遗址所呈现的，并非单纯由民间自发形成的商贸通道，而是一种在中央政权组织与管理下运行的制度性交通网络。
在当代历史阐释中，学术界对驿站遗址进行了系统性的“符号提取”。驿站不再仅被视为供车马停歇的物质性建筑，而是被进一步抽象为兼具多重属性的“权力空间”与“公共空间”[30]。一方面，驿站所承载的文书、诏令与军情传递，被转化为国家权力跨越地理阻隔、实现边疆与中原政治联结的记忆符号；另一方面，研究者将驿站中的具体建筑要素“驿壁”界定为一种“空间过程的媒介”[31]，其上所留存的文字与图像，记录了往来官员、商贾与行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将驿站由单一的制度性设施，进一步阐释为具有社会交往属性的空间形态，即一种生成于流动过程之中的“陌生人社会”。在这一空间结构中，“媒介—人—地理”之间形成动态关联：驿行者的行动与书写实践，使个体经验得以在公共空间中外化与共享，从而构成连接不同地域与文化背景人群的中介机制，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跨区域的心理认同与情感联结。
基于上述“符号提取”，当代遗产保护话语与国家叙事为驿站遗址建构了相对宏观的记忆框架。当代遗产保护实践将其纳入“文化线路”的叙事体系之中，这一处理方式与世界遗产相关会议所界定的“遗产线路”概念具有较高一致性，即强调其作为“跨国或跨区域交流以及多维对话”的时空互动特性[32]。在此框架下，驿站被赋予参与重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功能性意义。具体而言，驿站的设立不仅为军事、政治与经济往来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形成具有指示性的空间标识，使不同人群得以在流动与交往中产生联系，并在互动过程中逐步积累共同的历史经验，从而参与多元一体格局的记忆生成[33]。有学者甚至指出，丝路沿线驿站的象征性与物质性能够帮助沿线国家（如中国与土耳其）在文化多样性中确立共同的历史记忆[28]。由此可见，在当代叙事中，古驿站已被置于论证“区域连通性”及相关共同体认知的重要位置。
三、 遗址媒介化：从物理遗存到社会认同的多重中介机制
前文对莫尔寺、于阗国及古驿站遗址的分析表明，这三类具有不同属性的交通节点，不仅勾勒出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地理空间结构，也在历史维度上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互动与国家制度性治理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当代语境中，如何将这些以静态形态存在的历史符号转化为能够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体记忆，关键在于一系列转化机制的介入。具体而言，这一转化过程不仅包含专业研究者从“物质遗存发现”到“记忆框架设定”的知识生产过程，还需要通过面向公众的“媒介化转译”，并在社会传播与接受过程中逐步实现“社会认同形成”。基于此，本节将对四重机制的协同演进进行系统分析，探讨其如何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关联，并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
（一） 空间制度媒介：遗址博物馆的合法性“认同建构”
在遗址媒介化转化链条中，遗址博物馆扮演着关键的制度性媒介角色。博物馆并非中立的展示空间或单纯的文物储存场所，其空间布局、展陈说明与文物选择等策展实践本身即构成一种具有导向性的认知建构机制。该机制的核心在于对信息的筛选与组织，即通过对原始发掘现场中相对零散的物质遗存进行再编码，将其整合为结构相对清晰、主题较为集中的知识体系，从而为受众提供理解遗址的基本认知框架。以莫尔寺遗址为例，作为疏勒国佛教遗存的重要代表，其建筑形制与空间布局体现出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复合性与动态性，但这些特征在未经阐释时并不会直接显现。相关研究指出，莫尔寺圆形佛塔的形制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附近喀拉特佩第2号窟的壁面涂写中有所呈现，隐喻其设计可能与大夏北部的阿姆河流域存在某种联系[8]。在此基础上，博物馆可通过策展，将莫尔寺复原模型与中原及中亚地区的相关图像、文献与模型进行并置展示，构建具有指向性的空间叙事，并借助明确的主题说明（如“文明交流的节点”）强化解释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分散的器物与信息被纳入关联性的意义结构之中，遗址材料由原先相对沉默的物质形态，转化为可被理解和阐释的历史证据，其所指向的“交往”与“交融”内涵得以凸显。相应地，观众在观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对该区域多元文化互动历史的认知，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相关历史经验的共享性理解。与此同时，遗址现场还可借助灯光设计、场景复原等展示技术，将复杂的历史信息转化为连贯的视觉叙事，实现从“现场呈现”到“历史叙述”的转译。总体而言，在空间展示与制度化解释的共同作用下，博物馆完成了遗址由物质存在向具有社会意义的认知符号的转化。
（二） 感官技术媒介：VR技术与旅游实践的“具身参与”
如果说博物馆确立了记忆的理性认知框架，那么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三维重建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以及实体旅游实践，则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具身参与”的感官机制。传统的遗址展示和大众传媒（如纪录片、新闻报道等）在塑造公众认知中虽然起到了“议程设置”的作用，但本质上仍未脱离“主客二分”的视觉观看模式。相比之下，“具身参与”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主客体之间的表征壁垒。依托VR等沉浸式数字技术对“触觉视觉性”的深度唤醒，历史场景得以在虚拟空间中实现多维感官的重构。这种超越传统文本与二维图像的情感可供性，不仅拓展了历史共鸣的传播向度，也将宏观、抽象的共同体文化记忆转化为认知主体具象、可触及的情感体认[34]。作为丝绸之路南道的核心枢纽，于阗地区的“屈铁盘丝”技法融汇了中原线条与西域风格，这一极具视觉张力的艺术表征，亦可视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西域演进的物质缩影。伴随着数字技术对遗址媒介形态的拓展，鲍德里亚所谓的“超真实”复现得以呈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展陈观演关系。借助虚拟现实等具身交互设备，受众得以跨越物理边界“踏入”于阗佛国，凝视壁画中东西互鉴的飞天意象，或“置身”于古驿站的数字孪生空间，见证各民族商旅的市井交融。在此情境下，历史考据逐渐褪去抽象外衣，转化为可触摸、可交互的具身经验。这一媒介化转译的底层逻辑在于：依托“技术幻象”构筑的沉浸式记忆场域，贯通古今时空的表征界面，以较强的情感唤醒方式，将国家层面的“三交”叙事嵌入微观个体的感知图式之中。在这种具身在场的交互体验中，受众由被动的意义接收者转变为“三交”历史的共情见证者，原本静默的考古遗存由此被激活，转化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文化符号。
与此同时，线下旅游作为一种身体力行的空间实践，构成了不可替代的“具身参与”体验。旅行不仅是主体以“身体在场”介入遗址空间的互动形式，也是生成亲历性记忆、实现文化认同内化的关键传播机制。新疆古遗址的物质性存续，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宏大叙事、文化实践与社会结构锚定于具体的物理空间与地形地貌之中，使其具备可感可触的物质实在。进而，遗址所处的地理空间本身即历史记忆的场域，游客奔赴遗址的旅途在本质上构成一种“仪式化传播”的文化朝圣。当主体徒步穿越交河故城的街巷、抚触克孜尔石窟的岩壁，抑或伫立于古驿站的风沙中遥望丝路古道时，便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历史接触。这种超越视觉主导的“具身在场”，提供了任何脱域化电子媒介均无法完全替代的本真性体验。进一步而言，旅游空间的生产与重塑不仅是对物理环境与设施的物质性干预，也是社会关系网络与文化符号表征的深度建构。游客作为空间实践的核心主体，其对旅游空间的感知直接影响其对遗产地文化的理解、接纳与认同[35]。在此具身实践中，主体的多维感官被全面唤醒，并促成与历史情境的情感共振。这种深刻的感知体验，将关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抽象史实转化为内化的、富有温度的个体亲历性记忆。正如学者所言，与社会主导思想相契合的集体记忆框架，能够有效协助个体重构历史意象[36]304-314，并将个人记忆锚定于中华民族的宏大谱系之中，进而巩固主流国家认知与文化价值观。当代线下文化旅游实践，正致力于将静态的物质遗存转化为具备传播活力与对话张力的动态场域。通过将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生活情境有机衔接，这种转化不仅有效消弭了公众与历史遗产之间的时空区隔，增强了体验的可及性，也为加深中华文化的归属感提供了切实路径[37]。最终，通过“具身参与”，原本沉寂的遗址废墟被赋予更为充实的情感内涵，其物理实体得以转化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嵌入个体记忆深处的认同符号。
（三） 连接媒介：社交媒体打卡的个体叙事“公共叠加”
在移动互联时代，文化遗址的媒介化进程迎来了范式转换：从官方机构的单向灌输转向大众的参与式共创。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一种“连接媒介”，使微观的个体“打卡”与宏观的民族情感在同一时空坐标中交汇，从而催生出一种具有空间社会学意味的个体叙事“公共叠加”机制。在这一机制下，遗址不再是封闭的考古现场，而是演变为承载多重社会认同的开放性意义网络，进而改变了记忆生产的权力结构，使游客不再仅仅是记忆的接收者，也成为主动的生产者。在社交媒体时代，旅游体验的传播由个人范畴进入公共领域。游客在遗址前拍照、打卡、发布游记和短视频等实践，构成了一种“分享式传播”矩阵。这种行为不仅是个体记忆的分享，也是一种社会性的表演与集体认同的表达。“IP定位”和“打卡”等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Web GIS）的参与，使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虚拟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叠加交织，生成了新的互联网再现空间，并产生了新的情感记忆与认同[38]。在这一机制中，当游客在小红书或微博上发布古驿站的打卡照片，并配以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丝路感悟时，其实是在参与一场大规模的线上协同叙事。这种基于连接媒介的“公共叠加”，不仅是对古代民族融合记忆的重温，也是当代各民族群众在虚拟空间中一次跨越地域的交往与精神互动，构筑起一种共享的精神网络。同时，无数个体的微观体验、碎片化表达，甚至带有娱乐色彩的解构，在算法驱动下汇聚与碰撞，使关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宏大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教科书语境，获得更具世俗性的表达与流行文化属性。社交媒体将遗址从相对神圣的“他者”空间，引入网民日常互动的社交网络之中，遗址的物理属性在传播过程中被进一步符号化，成为当代人建构社交互动与文化社群归属的网络认同符号。
（四） 跨文化媒介：国际联合考古的跨文明“话语转译”置于“一带一路”
倡议的宏大视域下，新疆古丝路遗址在向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亦肩负着对外跨文化传播、消弭文明隔阂的时代使命。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语境，静态的物质遗存难以自发跨越文化与符号壁垒。因此，遗址的媒介化建构有必要引入第四重机制——旨在实现跨文明沟通的“话语转译”机制。鉴于物理遗存的在地性意义在跨越民族国家边界时，易遭遇“文化折扣”与语境断裂，该机制的核心任务在于将相对专业的考古学语汇与本土历史符号加以“重新编码”，使其转化为能够被国际社会普遍感知并产生共情的共同文化价值。纵观世界文化遗产的媒介化实践，遗址往往被有意识地嵌入特定叙事框架之中，以彰显其背后的“记忆政治”。例如，希腊主导的文化与传播机构通过对特定历史信息的选择性凸显与意义链接，将地方性考古发掘成果系统性地提升为支撑“古希腊文明”宏大叙事的文明认同符号，其传播焦点的位移——从空间维度的“这里有什么”转向身份维度的“我们来自哪里”[39]，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话语转译的效力。同理，中国新疆文化遗址的跨文化媒介化亦需将旨在凝聚内部认同的本土叙事转译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表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要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引导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宗教观”[40]。在此基调下，文化遗址作为表征“天地人合一”动态平衡的物质媒介[41]55-57，不仅为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文化坐标，也为跨文明对话提供了重要的话语依托。依托国际联合考古、文物外展及多语种纪录片等多元跨文化传播路径，中国正向世界释放出清晰的转译信号：即将丝路历史遗迹塑造为表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普遍性精神符号。这一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力量源泉的“丝路精神”[42]，构成了话语转译的价值内核。在此机制的驱动下，考古学发掘成果被转化为具备国际通约性的文化遗产叙事，不仅向世界呈现了新疆丝路遗址作为东西方文明“交往交流交融”重要通道的历史图景，也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向外传递“开放包容、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最终，这些遗址突破单一地缘的物理边界，转化为连接不同文明的跨文化认同符号，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与文化层面的支撑。
（五） 多重机制的协同、冲突与转化逻辑的闭环
博物馆的“框架设定”、技术的“具身参与”、社交媒体的“公共叠加”与国际传播的“话语转译”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遗址从“物理存在”走向“认同符号”的转化链条中呈现出协同与冲突交织的动态张力。四者构成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内部到外部的记忆生产链条。博物馆确立的权威性“框架”，为VR的数字体验和游客的具身感知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底本与合法性支撑；而VR与旅游带来的强烈“具身”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游客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公共叠加”的分享动机；无数网民自发叠加形成的高热度流行符号，又反过来为文化遗址在开展跨文化沟通时提供了当代活力与传播动能。物理遗存正是在这一层层递进的媒介包裹与赋义过程中，逐步转化为具有稳定意义的文化认同符号。然而，这些机制之间亦存在内在张力。首先是严肃性与娱乐化之间的冲突：博物馆试图通过严谨的空间布局设定一种庄重、神圣的历史记忆框架，但社交媒体的“公共叠加”机制往往受制于流量逻辑，不可避免地产生“猎奇打卡”和“戏谑解构”等娱乐化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遗址原有的历史厚重感。其次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张力：在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部叙事中，传播往往侧重于遗址的“向心力”与本土归属；而在进行国际传播的“话语转译”时，为了获得更广泛的理解，又需要适度弱化部分地方性色彩，强调其作为世界遗产的普遍性与共通性。这一转译过程若把握不当，容易导致外部语境中的误读，或引发本土文化主体性的模糊。
综上所述，文化遗址并非静止的过去，而是活在当下的传播载体。物质遗存之所以能成为现代人心中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归属感的源泉，正是因为其通过博物馆获得了合法性框架，通过具身实践获得了感知层面的生命力，通过社交媒体嵌入了当代社会关系，通过国际传播获得了全球文明坐标。当前的实践不仅是传播方式的更迭，更是通过这一套精密运转、充满张力的中介机制系统，实现了物理遗存向意义符号的转化，最终在历史纵深与全球视野中铸牢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与文化自信。对于交通节点地区物质文化遗产的报道与叙事，亦可在叙事层面将边疆文化有机整合至中华文明主脉之中。这种传播策略旨在通过提供有力的历史物证与具有感染力的文化叙事，减少历史叙述中的分歧与隔阂，构建共享的认同基础，从而为当下的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提供深层次的文化支撑。每一处文化遗址，无论是古老的佛教寺庙，还是丝绸之路沿线的古驿站，都承载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印记，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多民族王朝的文化整合能力。尤其是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频繁碰撞与互动，使不同民族在面对外来文化影响时不断寻求自身的文化根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新疆古丝绸之路交通节点遗址的媒介化呈现进一步承担起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成为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华文化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有效载体。
四、 结论与展望：走向对话与合作的未来
综上，本文将媒介社会学与集体记忆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一个用于阐释新疆古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参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建构的分析框架。研究表明，文化遗址并非单一的静态物质遗存，而是在“物质存续—记忆框架设定—媒介化转译—社会认同形成”的机制作用下，逐步转化为公共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通过对莫尔寺遗址、于阗遗址及古驿站遗址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三类空间节点分别从宗教传播、文化融合与跨区域交通网络三个向度，呈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并共同构成理解丝绸之路文明互动的记忆结构。进一步而言，遗址的媒介化是其由地理空间向认同符号转化的关键机制。其一，学术研究为遗址的记忆建构提供基础性解释框架，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实证研究将地方性遗存纳入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整体叙事之中；其二，在遗产保护与展示实践中，博物馆展陈、遗址公园建设以及数字技术的介入，对学术话语进行了视觉化与叙事化的再编码，使遗址由单一的研究对象转化为具有传播属性的社会文化符号；其三，在旅游体验与大众传播的互动过程中，这些文化符号被不断接受、再阐释并内化，进而转化为关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公共历史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43]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媒介，古丝绸之路文化遗址不仅记录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也在当代媒介化实践中被不断激活与重释，从而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经验性支撑。基于文化遗址构建的丝路精神传播体系，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并在国际舆论场中增强文化话语权，也有助于在全球层面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转化为促进跨文明对话的普遍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具有说服力的历史文化支撑。更为重要的是，这类遗址不仅是回溯历史的媒介，也是建构当代社会文化认同与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各国文化接触与互动日益频繁的当下，文化遗址正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实现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沟通，从而为当前全球面临的紧张与对抗提供反思与对话的空间。
面向未来，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应在维护其物质本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其“记忆建构”功能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有必要系统发掘丝路遗址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后续研究与实践可着重探索数字化展示与虚拟复原等多模态传播路径，以提升遗址在公共历史叙事中的表达能力。由此，既有助于在内部叙事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助于发挥丝路文化遗产在跨文明对话与多元文化理解中的现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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