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作者：胡洪彬 / 日期：2025-04-09 / 浏览：328 次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要求。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建构，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基于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境况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需要坚持系统思维，从理论上对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实施主体、面向对象、基本内容和运行程序等作出具体分析，以实现对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实践中“谁来直达”“直达到谁”“直达什么”“如何直达”等一系列命题的清晰界定。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已具备一定的政策与制度基础、设施基础和资源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现实不足和短板。从主体层面看，主要表现为协同性和体系性不足的现实短板；从对象层面看，主要表现为规范性和参与性不足的现实短板；从过程层面看，主要表现为精准性和效能性不足的现实短板。新时代新征程上，应重点从多元协同、资源统筹、规范运作、激励约束和反馈评价等方面机制的建构入手，才能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不断走向规范和完善，并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文化根基。
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阐释“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1]32中，《决定》明确提出了“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1]33的要求，以达到“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5的目标。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文化惠民和实现文化共享的重要途径，可谓立场鲜明且意蕴深远，表明党中央对促进文化公平尤其是提升基层文化服务水平的深切关怀和高度重视。《决定》中这一要求提出以来，国内一些学者对此展开了初步探讨，主要聚焦于宏观意义探寻[2]、资源供给质量提升[3]和相关案例经验总结[4]等层面。究竟何谓“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其内涵和依据是什么、当前存在哪些基础与短板、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实现对其的科学建构等问题仍值得深入研究。目前学界对此的研究还缺乏有深度的理论剖析。事实上，在理论层面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不仅有助于从整体上破解文化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难题，而且能够确保党中央提出的文化惠民政策和文化公平原则等可以真正得到贯彻落实，进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筑更加坚实的文化根基。鉴于此，本文从界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内涵与依据出发，分析我国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逻辑架构，并基于新时代的实践研判，探讨新时代新征程上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建构方向，以期为深化理解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学理借鉴。
一、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基本内涵与建构依据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5]1《决定》立足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明确提出了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任务，并将其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举措，展现了党中央对新时代文化惠民工程的深度布局，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优化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基本内涵
概念界定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具体实践展开的基本前提。要实现对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科学建构，首要前提是对其相关概念的内涵作出清晰界定。“文化资源”，简言之即人们从事文化生产和文化活动可资利用的各类资源[6]43。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类特有的属性，是人类基于社会生产发展而形成的产物。文化资源就是人类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创造并遗存下来的各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人类文化的发展受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制约，在现实中展现出先进与落后、积极与颓废等方面的差异性。“优质文化资源”，顾名思义就是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引领社会进步潮流，进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资源。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化类型[7]。优质文化资源具有传承性、稳定性和多样性等基本特征，同时又在创新性、影响力、可持续性和高价值性等方面彰显出自身的独特优势。基于此，优质文化资源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而“直达基层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或资源配置方式，其特点在于公共服务主体直接向基层单位或群体提供管理和服务，推动相关政策、信息和服务等迅速且有效地下达基层、惠及基层，以实现基层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
由此可见，就本质而言，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是一种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将高质量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直接提供给基层单位与群众的制度安排和服务模式。这一机制具有四个方面的核心内涵，即文化资源的质量保障、直接高效的输送方式、基层需求的精准对接和长效稳定的保障支撑。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下，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旨在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效率，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坚实根基。
(二)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建构依据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8]33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强国建设的使命和任务，党中央明确提出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要求绝非偶然为之，而是有着极为深厚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既是切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基于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境况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1.理论依据：从“以人民为中心”到“中国式现代化”
人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主体，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坚实依靠。新时代以来，党中央继往开来，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治国理念，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继承与创新。以人民为中心凸显的是人民立场，即始终将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摆在各项工作的核心位置，遵循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的是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即通过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以推动实现社会公正与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呼唤的是人民的主体地位，即在厚植民生的基础上，“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9]53。可以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理念是贯穿于新时代新征程的一条红线，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此基础上，《决定》在文化层面上突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1]33的重要性。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不仅是要通过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以推动优质文化资源更多地向基层、老区和边区等进行倾斜，缩小城乡、区域文化发展差距，以进一步促进文化资源的均衡性和可及性；也是要通过形成多元化参与平台，强化公共文化服务的共建共享，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更是要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在确保其广泛参与文化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可见，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建构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紧密契合的，前者构成了后者价值体系的具体彰显，后者的理念诉求则为前者提供了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如果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视为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微观理论依据，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就从国家治理的层面上提供了更加宏观的证明。实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景和期盼。在历史上，现代化起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并以资本和资本化为主导加以展开，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模式绝不是单一的，而是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属性和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而提出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不仅强调物质富足，更注重人民的精神富有，本质上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我们既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10]19。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引下，必然要求将完善公共文化体系和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摆在突出位置。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本质而言就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作出的制度安排。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旨在通过精准、直接和高效的文化供给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旨在强化基层群众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涵养，在增进社会信任的基础上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精神文化支撑。也即，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内在遵循的核心要义是“人本逻辑”而非“资本逻辑”，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支撑。显然，这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价值吁求不谋而合。科学把握其内涵要求，必须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背景作出分析和研判。
2.实践依据：从破解公共文化服务难题到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有其内在独特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当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实践发展的客观诉求。新时代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走向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也较之以往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与此同时，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改变，要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进一步实现创新与完善。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在覆盖面、精准性等方面还有待提升与强化。从覆盖面的角度看，目前我国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客观存在。以财政投入的文旅事业费为例，2023年东部地区为560.0亿元，占全部投入的43.7%，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324.1亿元和367.4亿元，分别占25.3%和28.7%[11]。经费投入的差异性导致中西部一些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还存在较大短板，尤其是在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上，包括图书阅览、人员配置和专业培训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从精准性的角度看，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种类虽不断走向齐全，但依然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现实需求，尤其是在显现度、美誉度和参与度等方面亟待进一步强化[12]。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转化，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更高质量的发展要求，期望获得更加丰富、多元和更具个性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上述两方面的改变客观上构成了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现实要求。唯此，才能真正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才能形成更加长效惠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确保全民尽享优质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二、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理论架构
以上分析表明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建构的积极意义。作为一种实践机制，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绝非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要形成切实可行的操作框架。机制简言之即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方式[13]48，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和适应性，可在不同的领域和情境下加以运用和实施，并根据环境和需求的变化作出调整和改进。要促其实现稳态和有效运作，就必须结合具体实践作出分析和论证。作为组织管理学范畴，无论机制在何种领域进行建构和展开，都必然蕴含着一些基本的构成要件，包括实施主体、针对对象、指向内容及其运行程序等，这些要件客观上构成了机制运行的整体框架。因此，要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实现科学建构，就要从理论上对其独特构成要件作出科学界定和分析。
(一)谁来直达：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主体厘定直达的主体即有责任和义务来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实现直达基层的具体行为主体。优质文化资源具有稀缺性和高价值性，要推动其实现向基层倾斜和下沉，首先要明确相关的责任主体，由此才能达至应有的价值目标。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支柱。文化治理以及优质文化的建构与传播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过程展开不仅要始终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也呼唤各类文化机构的主动作为，更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也多次强调“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14]91的重要性。换言之，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是党和政府、文化机构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共同责任，即其介入主体必定是多元的。从权责属性的角度看，这些主体可划分为三类。
其一，“主导性”的推动直达主体。这以各级党委和政府为主体。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各项事业的根本领导核心，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通过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全面领导，以确保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各级人民政府作为行政机关，则负有执行党的文化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职责，在此基础上拟定具体规划，并在公共文化设施投入、文化市场监管以及文化资源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首先就在于党和政府的政策推动。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使其成为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具有主导性的推动主体，并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体定位和前进方向。其二，“直接性”的推动直达主体。以国家和地方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为主体，具体涵盖了国家和地方各级各类图书馆、文化馆(站)、博物馆等多个组成部分。作为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首要职责就是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为民众提供丰富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上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有责任向基层积极倾斜资源和提供技术支持，并在优化和创新供给模式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三，“参与性”的推动直达主体。以各类社会机构和社会个体为主体，既涵盖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也包括社会个体。这类主体或基于公益性原则提供相关服务和设施，或基于基本权利提出积极意见和建议，从而构成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重要参与主体，为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带来积极的辅助效应。
(二)直达到谁：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对象锚定直达的对象即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所面向的相关客体与具体对象。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要明确主体责任，更要界定对象范围。客体对象不清晰，机制运行就会失去方向和针对性，进而变成盲目和低效的文化资源配置，这显然不利于实现精准施策和高效服务。“基层”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社会学范畴，既是一个群体性概念，即整个社会中“最低层级的人群”，同时也是一个结构性概念，即“国家纵向组织体系中的最低层级”，是“国家—社会组织系统中与民众最为接近的部分”[15]。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强调了满足基层群众文化需求和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机构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就要同时关注“人”和“组织”两大层面，不仅要着力直达基层人民群众，满足其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其文化素养和生活品质；也要奋力直达各类基层文化机构，使其能够拥有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以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促进基层文化实现繁荣与发展。
由此出发，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其对象范围就应涵盖个体性与组织性两部分。一是个体性的直达对象，应以社会系统的公民个体为具体指向对象。其中，既要满足城市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为了实现文化的普及与共享，也要向农村和边远地区进行倾斜，更要切实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需求，以达到公共文化服务的全覆盖和均衡发展。二是机构性的直达对象，应以各级各类处于“神经末梢”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为指向对象。如各类乡镇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城市社区文化中心、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机构。这些基层文化服务机构直接面向基层群众，是群众接触和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文化机构，可以补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短板，充分发挥基层文化机构的地缘与亲民优势，增强基层文化的活力和凝聚力。
(三)直达什么：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内容框定直达的内容即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具体范围及各类产品和服务的总和。内容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与灵魂，也是其存在与发展的现实基础，只有依托一定的内容，公共文化服务和活动才能真正实现展开并发挥作用[16]。尤其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中，要切实规避形式主义、以次充好等现实问题的产生，就必须对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内容标准做出框定。优质文化资源本质上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引领社会进步潮流的文化资源，是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理念基础和价值导向的，即在实践中彰显出普惠性、便捷性和人民性等基本原则。由此出发，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在供给机制上就应重点涵盖以下三大类的内容。
其一，贴近群众需求的先进物质文化资源。包括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及各类固态文化资源等要件，如促进基层各类文化场地不断实现设施优化和便捷化等。在此基础上，推动各类基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等机构不断实现内部资源的创新完善，尤其要丰富地方和基层特色的馆藏资源，为群众的文化学习和休闲娱乐提供优质的文化场所和贴心服务。其二，满足群众要求的优秀非物质文化资源。如积极向群众提供各类优秀的传统戏剧和曲艺文化、革命红色文艺、蕴含精品意识的通俗娱乐文化产品，以及提供有助于推动基层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科技文化作品等，为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提供积极支撑。其三，便于群众接受的现代数字文化资源。如积极提供各类优秀的数字图书、数字影视作品等，并根据用户需求实现智能推荐，以提升资源匹配度和群众满意度，为群众便捷获取各类优质文化资源和提升生活品质夯实技术根基。
(四)如何直达：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程序界定直达的程序即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基本步骤及其具体方法。程序是防止权力恣意妄为的屏障，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在组织管理实践中，程序建构不仅可以为机制运行提供明确的指导和规范，以尽可能减少相关主体因操作不当而造成的混乱和失误；而且通过形成标准化的决策流程，组织亦能确保决策过程更加透明和高效，进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可以说，程序构成了“机制不可缺少的形式要件”[17]71。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涉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促其实现稳态和规范运行，进而彰显出最大效能，必须高度重视程序性建设。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呼唤多元主体的介入驱动，也离不开优质资源的筛选与整合，更要基于基层群众的具体要求，积极形成分类直达的传播渠道和服务模式，即其本质上是由主体、标准、资源和信息等相关要件构成的有机整体。由此，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程序运行可以通过以下系统模型实现展开(见图1)。
基于上述程序设计，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要实现稳态高效运行，在程序建构上应高度重视六个关键环节。一是主体建构。即通过引导与支持，强化“主导性”推动直达主体的责任，并对“直接性”和“参与性”推动直达主体形成激励效应，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供先在前提。二是明确标准。即相关主体通过调查分析，明确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发展状况及群众文化需求情况，进而形成文化供给的政策框架，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供总体方向和目标定位。三是资源筛选。即通过形成统筹和直达平台，对各主体输入的文化资源做出筛选，剔除其中不符合主流价值观或存在争议的文化资源，确保群众接收到积极、健康和有益的文化内容。四是资源整合。即在资源筛选的基础上，从主题、类别和格式等方面对资源内容做出整合，将分散和零碎的文化资源进行集中归类，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并提升文化传播效果和覆盖面。五是分类供给。即基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属性分类供给文化资源，提供“订单式”“菜单式”和“预约式”等服务渠道，以精准匹配文化资源与群众需求，避免资源浪费和错配，增强文化服务的精准性和实效性。六是信息反馈。即通过疏通反馈渠道，鼓励群众广泛参与监督，“主导性”和“直接性”推动直达主体要积极收集基层群众对文化资源的意见和建议，以达到推动文化服务规范发展和持续优化的价值目标。
图1 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系统运行模型
三、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现状检视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对其加以科学把握，不仅要明确其理论内涵，也要从现实层面对其展开分析，由此才能推动并实现机制的科学建构。
(一)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建构的现实基础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应该说，当前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有着较为坚实的现实基础。
其一，政策与制度基础。从国家层面看，早在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便提出“以基层为重点”，形成“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8]2。同年发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对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软硬件设施条件、人员配备等做出了界定。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实施，提出“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19]7，要求“加强资源整合，建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19]10。201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则要求“促进公共图书馆服务向城乡基层延伸”，且“总馆应当加强对分馆和基层服务点的业务指导[20]11。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更是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任务、保障措施等做出了系统界定。这些相关政策和法规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机制的建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与宏观性指引。从地方层面看，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新时代以来地方性直接相关的制度亦不断涌现。譬如，为满足基层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山东省近年来就积极推动文化社区建设实现制度创新，以吸引优质文化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为更好地统筹城乡公共文化资源，2024年浙江省出台了《文化特派员工作实施意见》，在全国率先成体系地推出了“文化特派员”制度，为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提供主体依托[21]。地方层面的这些政策与制度创新，进一步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建构提供了具体的制度支撑。
其二，设施与资源基础。在党和国家相关政策和制度的激励与推动下，新时代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软硬件设施及相关资源也不断走向充实和丰富。从公共文化设施看，截至2020年底，中央财政累计为11.3万个村文化活动室以及3.2万个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购置了广播器材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设备，使基层文化服务机构的硬件设施实现了巨大改善[22]。至2021年底，全国已建成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分别达到3215个、3316个，而基层的乡镇(街道)文化站已达到4.02万个，村级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更是达到了57.54万个[23]。与此同时，各地纷纷推进总分馆制建设，全国现有2642个县(市、区)建成图书馆总分馆制，有2674个县(市、区)建成文化馆总分馆制[24]。从资源建设的层面看，在传统的馆藏资源不断得到充实的同时，近年来随着国家数字化战略的不断展开和递进，我国各级文化机构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也在不断得到丰富。截至2021年底，中央财政已累计支持建设全民阅读资源达到2497.98TB，全民艺术普及资源达到1346TB，能确保为公众提供更加多样和便捷的数字文化服务[25]。可以说，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基本建成了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覆盖范围较之以往更加广泛，文化产品与服务也愈加丰富，这些都为未来进一步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现实根基。
(二)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建构的现实短板新时代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及其在体系建设上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为推进优质文化资源不断向基层延伸夯实了现实根基。但当前亦要“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10]12，这些问题在文化建设领域亦有显现，并构成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建构的现实短板和制约因素。具言之，其主要表现在主体、对象及过程三个层面。
从主体层面看，主要表现为协同性和体系性不足的短板。主体建构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前提。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必须尽可能盘活各类主体，使其在资源调配与服务供给等方面不断发挥积极作用。新时代以来，在党和国家相关政策制度的激励与推动下，应该说，无论是作为“主导性”推动直达主体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还是作为“直接性”和“参与性”推动直达主体的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是不断提升的。然而，伴随供给主体不断走向多元化，多元主体间的协调难题、责任界定甚至是利益冲突等问题也不断显露出来。如从主体介入层面看，目前除了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外，我国各级新闻出版、广电影视等机构和系统均可提供公共文化资源，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受到分业管理体制的影响，这些主体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履行分内职责为导向进行运作的，这使其在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陷入“各自为政”的操作困境。从资源供给出发点看，各主体亦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如政府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强调社会价值，而一些市场参与主体则更关注利润，基于“成本—收益”分析会尽量避开那些偏远和落后地区，由此各主体在组织和功能等方面处于分散和断裂的状态[26]。多元主体间的协作短板不仅制约各主体整体合力的发挥，也是导致文化资源供给方式出现“碎片化”“低效化”和“内卷化”等问题的重要内因。如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出现重叠、不配套现象，甚至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引发“非制度性、随意性”[26]等风险。这些问题若不加以破解，不仅会削弱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整体效能，亦会导致各供给主体出现不良竞争的态势，使基层产生疲于应付的负面情绪。
从对象层面看，主要表现为规范性与参与性不足的短板。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需要明确主体，更要锚定和界清对象范围，并使其真正得到实惠。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激励各类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不断向基层延伸的同时，也客观上带来了作为承接对象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和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不断提升。但相较于国家和省市层面，基层很大程度上还处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薄弱环节上。从“机构性”对象角度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重要对象。近年来，我国各类基层图书馆(室)、文化馆(站)和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实现蓬勃发展，但就内部治理和运行而言，还存在较大的改进和提升空间。一方面，部分基层文化机构在运行中还缺乏足够的规范性，如中心标识不显著、错时开放时间不明确、工作人员来去自由以及设施被挤占挪用，等等[27]；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基层文化服务机构的软硬件设施虽不断得到改进，但因缺乏专业人才进行规范操作，亦导致大量下拨资源出现闲置和浪费的窘境[27]，使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后未充分发挥出最大化效应。从“个体性”对象的角度看，人民群众是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重要参与主体，也是其根本的服务对象。调查显示，目前基层群众尤其是偏远农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感知度依旧不强，主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依然有待提升[28]。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必须强化社会参与，唯此才能推动基层文化活动实现创新发展，才能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和认同感。
从过程层面看，主要表现为精准性和效能性不足的短板。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实际上是一个对文化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和系统优化的过程。因此，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最终结果的实现上，更贯穿于其运行过程及若干环节上。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必须形成上下贯通的运行程序。优质文化资源具有稀缺性、高价值性，作为公共文化产品又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这决定了其过程展开主要还是依赖党和政府主导推动，其他主体则通过申请和审批介入。目前，我国整体上已形成由党和政府统一规划、自上而下逐级配置文化资源，并最终面向基层社区和群众的科层制服务供给体系。在这一体系运行中，“行政的逻辑”发挥着极为巨大的影响力。对此，一些学者将这一文化资源供给结构称为“漏斗形”结构[29]，该结构虽然在巩固文化领导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对于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而言，亦存在不可忽视的消极效应。一方面，在具体运行中，下级部门主要基于上级部门的指令开展工作，对于基层群众真实诉求缺乏足够的重视，这种“向上看”的供给取向造成上级机构存在“海量资源积累”、下级机构却无法遵循基层群众需求进行配送的“不对称”现象，进而形成“供需错位”和“供需脱节”等现实问题[29]；另一方面，层层下发任务的科层制运行模式也是导致文化服务效能不高的重要内因。在文化资源传递的过程中，各个环节之间往往需要展开多次沟通和组织协调，不仅增加了时间成本和工作量，亦可能带来信息传递的延迟和失真，从而增加资源传递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然，这些问题都是亟须加以破解的。
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建构路径
当前，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面临的上述问题与短板，不仅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而且对于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维护与实现也是不利的。因此，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要实现科学建构，在维护文化公平与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实现均衡配置的基础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必须树立系统思维，在现有政策体系和运行实践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完善与创新。基于上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践动态检视，当下应着重基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突破。
(一)建构多元协同机制，形成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协作模式
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过程中，要切实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服务效能，首先就要着力打破相关主体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现实弊端，进而形成多元主体的协同介入机制。对此，可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于“主导性”的推动直达主体，要不断强化其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中的领导能力，就必须形成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推动机制。对此，不仅要强化各级党委的政策引领力和组织协调力，以充分发挥其在实践中的政治引领作用，也要确保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文化管理部门、新闻出版广电部门等积极细化落实党委的决策部署，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相关法规的要求，不断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积极做好区域范围内公共文化服务的统筹与协调工作，以确保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二是对于“直接性”的推动直达主体，要不断提升其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中的整体效能，就必须形成跨机构的联动机制。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国家和各省市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和纪念馆等机构可谓各有优势，但要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必须通过强化机构之间的联动与合作来形成功能互补效应。唯此，才能在实现价值融合的基础上推动综合效益的不断提升。三是对于“参与性”的推动直达主体，则要着力形成有序的参与机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积极疏通参与渠道，以满足各类社会主体的参与需求，进而促其实现稳序介入。由此，三方面实现协同，最终形成以各级党委和政府为主导、以上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为核心、以各社会主体为稳序参与力量的“差序化”推动格局，在多元共治的过程中夯实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主体根基。
(二)建构资源统筹机制，形成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扁平治理模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如果将多元主体视为依托力量，那么资源就构成了目标达成的核心要件。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主体协同，必然要求对各主体供给的“碎片化”资源作出进一步的统筹与整合，由此才能有效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并在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的基础上确保每一份优质文化资源都能直达基层并发挥出最大效用。这一机制的实现需以相关数字平台的建构为前提。数字平台是公共文化服务精细化发展的技术底座，也是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早在2016年，上海就建立了跨部门的公共文化资源统筹数字化平台，对市级各类文化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统筹配置，以推动供给端同需求端实现有效衔接，为此提供了极为有益的现实参照[29]。
在实践中，作为“主导性”推动直达主体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发挥牵头作用，如积极通过对数字政府平台的技术升级与功能拓展等途径来达成目标。在此基础上，应着力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要确保平台接入的通畅，如积极引导各类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纪念馆、广电影视和文联妇联等相关机构，以及各类市场主体不断进行接入，将分散的文化资源、服务项目和活动信息集中起来，形成内含多重优质文化资源的直达中枢，为基层群众获取文化资源和利用文化资源提供便利；另一方面，要不断优化平台的技术参数，确保平台能够通过深度挖掘和数据集成，实现对群众诉求的精准感知。充分利用智能科技不断提升资源的匹配度和契合度，打破资源供给过程的结构性藩篱和科层制障碍，在走向扁平治理的过程中实现供给效益的最大化。
(三)建构规范运行机制，形成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科学程序
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30]58。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是以党和政府为主导的实践活动，涉及多重主体的介入与参与，要确保其实现稳序展开和资源的公正分配，显然离不开公正的程序建构。尤其要切实规避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开展过程中出现形式主义、敷衍了事和无效参与等消极情况，则更需要通过机制建构来规范运行程序。基于上文的理论分析和现实检视，要确保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过程实现规范展开，则其运行机制就应重点突出以下三大程序。
一是主体资格审查程序。主要面向优质文化资源的供给和推动直达主体的建构，其核心是明确相关主体在文化资源供给上的基本资质与合法性，考察相关主体过往的文化服务表现，包括服务范围与内容、服务能力与经验、资源整合与配送能力以及团队构成等，通过严格的审查，确保将具备强大服务能力、丰富文化资源及良好社会声誉的机构引入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队伍中来。二是资源的筛查与整合程序。主要面向优质文化资源的统筹与直达平台的运行，其核心是在相关政策框架和直达标准的指引下形成资源的有效筛选和优化配置体系。如积极邀请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分析，确保文化资源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在此基础上，将筛选出的优质文化资源进行分类整理，亦可建立相关的文化资源数据库，以方便进行检索和便捷获取。三是供给与直达程序。主要面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对象，其核心是分析基层文化机构的发展境况和创新能力，并摸清群众的文化诉求，为形成“订单式”“菜单式”和“预约式”等供给服务提供机制保障和实施路径。由此，确保优质文化资源真正精准送达基层群众手中，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建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内生动力动力是实现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阐释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突出强调了“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1]54的重要性。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涉及诸多要素，需要各方的积极参与和高效协作，显然同样离不开动力的塑造与强化。因此，在上述资源统筹和程序建构的基础上积极形成一定激励约束机制，以赋予其持续运行的现实动力亦不可或缺。
具言之，从激励机制的层面看，应重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策激励。其中，作为“主导性”推动直达主体的各级党委和政府既要积极明确发展方向，为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倾斜创设良好环境，也要创新相关政策，如借鉴浙江等地的经验，通过推行“文化特派员”制度，形成针对性的支撑效应；更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如对成功将优质文化资源引入基层的项目和团队给予补贴或表彰等。另一方面，要不断强化市场激励。如对提供优质文化资源的相关市场主体给予税收优惠、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支持，以激励各类文化企业、社会组织等市场和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到基层文化服务中来。从约束机制的层面看，则应重点做好监督管理的工作。其中，既要在“主导性”推动直达主体内部形成更为具体性的问责机制，使其明确自身在推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中的职责和义务，也要在“直接性”推动直达主体等层面不断强化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阻断低级、劣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渠道，从而在保障文化资源公平分配的基础上提升各主体不断介入和参与的前进动力。
(五)建构反馈评价机制，形成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精准体系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建构，本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是由多元主体的建构、优质资源的统筹输入和筛选整合、分类直达和对象接收等一系列环节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要确保优质文化资源能够真正实现直达基层，而且在直达后亦能产生持久效能并实现过程的持续优化，就必须在前期一系列推进工作的基础上，对直达的后续反映给予应有的关照。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形成具体性和针对性的反馈机制和评价机制。
一方面，为确保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稳定性与持久性，应嵌入必要的信息反馈机制。信息反馈是体系运行的必要环节，有助于规避程序运行的短板，并形成新的方案和见解。确保优质文化资源真正实现直达基层，既要以资源的统筹与直达平台为中枢形成信息反馈链条，促进平台功能不断实现优化，也要以党和政府及基层公共文化机构等为主体，形成上下贯通的全过程信息反馈环路，并基于信息反馈不断作出改进与完善，以实现各环节的不断优化。另一方面，为确保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效能的不断提升，也要嵌入必要的评价机制。如针对多元主体的建构和参与状况、各类文化资源在统筹与直达平台内的整合和创新状况、分类直达后带来的成效和反响状况等展开多轮绩效评价，可推动体系整体运行过程的不断优化。在具体评价中，党和政府作为“主导性”的推动直达主体应把握主动和方向，同时要积极汲取其他各类主体尤其是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由此，可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机制的建构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和支撑。
五、结语
作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旨在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以确保优质的文化资源能够直接触达基层群众。这无论是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改进与提升，还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都极具现实意义。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是基于新时代我国国情与实际提出的一个重大决策，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中国理论指引中国实践的发展。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也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要促其实现稳序和有效展开，必须明确其基本的理论架构，以对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实践中“谁来直达”“直达到谁”“直达什么”“如何直达”等一系列重大命题作出清晰界定。科学领会《决定》的相关精神，既要从宏观层面上对建构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重大意义作出把握，更要树立系统思维并对其内在逻辑和实践动态作出分析和明确。因此，从整体上对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内涵、依据和架构等作出理论界定，并以此为基础审视新时代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建构的优势与短板，进而提出进一步的前进路径和建构策略，显然具有现实意义。这不仅可为厘清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运行规律提供学理支撑，也可为新征程上考量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建构状况提供一个整体框架。
